面对日俄战争出乎意料的战局，清政府进一步坚定了“以日为师”的决心。自1882年驻日使馆东文学堂创设之日起，止于近代翻译文学繁盛期之始，中国实施日语译才培养之计已历经二十余载。在此期间，教育机构的创设、留日制度的建立及相关政策的扶持促使晚清日语翻译人才培养机制快速形成[I51。在1906年中国留日学生人数达到峰值的同时，日本文学翻译活动也呈现出不断攀升的强劲态势，此后中国翻译文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盛期，正如欧阳健在《晚清小说简史》中称:“小说创作的自由局面，小说观念的彻底更新，小说题材的广为开拓，都是历史上任何时代所没有的。笔者之所以把1907年作为近代翻译文学繁盛期的发端，主要基于以下两点原因:一是文学译作数量的骤增;二是文学译作题材与体裁的扩充。是时，中国译入的外国文学作品的数量再创新高。据日本学者蹲本照雄统计，1907年中国出版的翻译小说，仅单行本的数量就多达172部左右，远远超出了1906年出版的数量,要而言之，如此繁盛局面的开创，与该时期上海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广智书局等出版社的竞相逐利不无关系。截至1906年，仅上海成立的新式出版机构就已达22家，它们以新颖的选题与精审的翻译抢夺阅读市场，成为该阶段翻译文学出版的主力军。此外，继发展期创办《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等杂志之后，该阶段又增创了《小说林》《中外小说林》《小说时报》等小说杂志，它们不但为日后翻译小说的兴盛奠定了坚实基础，更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在小说翻译方面，该阶段俄罗斯文学翻译蔚为风尚，不少外语译才通过转译的形式译入大量俄罗斯名著，例如，吴祷通过日文转译了莱蒙托夫的《银钮碑》、契诃夫的《黑衣教士》、高尔基的《忧患余生》，马君武通过日文转译了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包天笑通过日文转译了契诃夫的中篇小说《六号室》，陈家麟、陈大橙通过英文转译了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陈瑕通过英文转译了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春潮》与《初恋》等。此外，英法文学翻译方兴未艾，如林纤与魏易合作翻译了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孝女耐儿传》《块肉余生述》等五部长篇小说、伍光建翻译了法国作家大仲马的长篇小说《侠隐记》和《法宫秘史》、包天笑转译法国作家雨果的中篇小说《铁窗红泪记》等。在诗歌翻译方面，苏曼殊翻译了《拜伦诗选》《潮音》，胡适翻译了英国诗人艾弗莱德·丁尼生的《六百男儿行》、托马斯·胡德的《缝衣歌》、美国诗人亨利·朗费罗的《晨风篇》，刘半农翻译了泰戈尔和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陆志韦翻译了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和丁尼生的诗歌，马君武、高君平翻译了法国雨果的诗歌，鲁迅翻译了德国诗人海涅的诗歌，周作人翻译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歌等，这些都是19世纪世界著名诗人的名篇。    

除愈渐丰实的翻译小说与翻译诗歌外，中国第一部翻译戏剧也于1907年登场，即以曾孝谷、李叔同等为代表的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1906-1915 )在东京上演了改编自法国作家小仲马的代表作《茶花女》的话剧，它不仅成为中国话剧发端的标志，也成为中国近代戏剧翻译滥筋的基石。在林纤译入这部作品之初，就受到了中国学界的极大关注，不少文人墨客对此赞许有加，辅仁大学创始人英敛之阅后直抒:“灯下阅《茶花女》事，有催魂撼魄之情，不意西籍有如此细腻者。”继春柳社之后，王钟声在上海创办国内第一个话剧团体—春阳社(1907-1911)，并上演改编自林纤、魏易翻译的《黑奴吁天录》(今译《汤姆叔叔的小屋》)。1910年新剧活动家任天知发起了中国第一个职业剧团—进化团(1910-1912)，上演了由日本新派剧《血之泪》改译的《血蓑衣》。另外，该时期的翻译戏剧作品还有留法学生李石曾翻译的波兰话剧《夜未央》与法国话剧《鸣不平》、包天笑编译的《女律师》与合译的《牺牲》、陈景韩翻译的历史悲剧《祖国》、陈瑕翻译的《弗罗连斯》与《傀儡家庭》，以及陆镜若改译的《社会钟》和《猛回头》等。    

纵观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繁盛期，大批日语译才的疾步登场，促使中国译坛出现欣欣向荣的盛况。他们通过日文翻译或转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蔚为大观，不仅题材涉猎广泛，而且体裁趋于完备。他们在翻译方法与翻译文体上大胆创新，使该阶段翻译文学取得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突破。加之西语译才队伍的不断壮大，该阶段翻译文学的发展势如千帆竞发、阪上走丸。相比于发韧期与发展期，活跃于繁盛期的外语人才翻译水平日渐精进，译本质量大有改善。与此同时，他们的文学意识普遍提高，愈发重视莎士比亚、雨果、大仲马、托尔斯泰等名家作品的翻译，这为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