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佛学苑图书馆和世界佛教居士林图书馆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两座佛教图书馆。1936年2月，赴缅甸弘传大乘佛教的龙华寺僧人慈航回沪后，带回的两部缅文藏经，一部赠送世界佛教居士林图书馆，另外一部赠世界佛学苑图书馆，从这点就可以看出，这两座图书馆在当时的影响。两者虽都是当时著名的佛教图书馆，目的是宣传佛教和佛法，但二者在性质、规模、运作等方面都存在着显著的不同。    

世界佛学苑图书馆由近代佛学泰斗太虚大师创办，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组织最为严密的佛教图书馆。1928年，太虚游学欧美，考察了法国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及英国德国的多所图书馆，叹服于西方图书馆丰富的藏书、科学的分类、先进的管理模式，以及图书馆在文化传播和公众教育方面的强大作用，萌发了建立大型图书馆以传播佛教文化的宏愿。1932年7月，太虚命弟子法舫担任世界佛学苑图书馆筹备主任，负责厘订制度和图书征集活动。1932年9月，在武昌佛学院经像图书馆，世界佛学苑图书馆正式成立。鉴于太虚大师的影响力，世界佛学苑图书馆在当时国内佛学图书馆首屈一指，甚至在全国性的图书馆中都颇负盛名。而世界佛教居士林的创建者虽然也是上海著名居士，但其声望和影响均无法望太虚大师之项背，不具备全国性的影响力。    

首先，二者性质不同。世界佛学苑图书馆的性质是研究性图书馆。太虚在上海从事新僧运动时，所建立的法苑设立六部，其中设置图书部的目的是:“收集图书，总持文化，惮研究者得资为学理之考证，阅览者有开发知识之机会，网维一切，莫此为尚”。从中可以看出太虚大师对研究的重视。世界佛学苑图书馆更是典型的研究型图书馆，研究部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对世界佛学苑图书馆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世界佛教居士林图书馆，曾提出图书馆的主旨是:“搜集各种经典图像及一切可供参考之书报以资研究，并代办及寄售各地经典图像书籍以广流通”，其中提到了研究。但在1933年1月的《佛学半月刊·世界佛教居士林消息栏》“本林实事业之一斑”中又重新确立图书馆的性质是:“搜集各项佛教图籍，并订阅各项佛教杂志集日报等，以供众览”。从居士林图书馆的整体运行来看，其主要工作提供佛教图书阅览，在研究上要比世界佛学苑图书馆逊色得多。但需要指出的是，世界佛教居士林图书馆只是该林组织的一部分，林中关于研究教学另有研究会和宏法会负责，图书馆并不承担研究及教育的职责。    其次，二者组织和规模不同。这种不同是由于其J吐质的不同所决定的。世界佛学苑图书馆设有完备的组织机构，每部门都有明确分工具体设置为:领导机构由董事会和委员会组成，董事会主要负责筹措资金，作为图书馆的常年经费，委员会对馆舍建筑和图书选购起辅助作用，而内部饰置，馆员之支配及一切设施都由馆长指挥。在领导机构下又分设了十一个部门，各个部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共同完成图书馆的日常工作。而世界佛教居士林图书馆馆员人数较少，分类没有这么严密，只分为主任和十事两级，负责全部工作。居士林图书馆人员一般是三人，主任一人，十事两人。只有第五届职员人数较多，为五人，图书馆主任为张大梁，十事为:李经纬、钟伯廉、沐定辉、王善钧，一共五人分管全部工作。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世界佛教居士林图书馆在规模上无法和太虚大师创办的世界佛学苑图书馆相比并论，但其藏书并不比世界佛学苑图书馆少很多。世界佛教居士林图书馆藏有唐人写经、贝叶经、大藏经数部、各种大型丛书，普通的国学典籍和佛教书籍也应有尽有，基木可以满足读者的阅读与研究需要。征书是居士林图书馆最重要的工作。世界佛教居士林图书馆除丛书外的图书有4 000多种，10000余册，其数量与世界佛学苑图书馆的藏书量相去不远。这些归功于馆员的辛勤征集。馆员不仅根据需要，随时发布或更新《征书启事》，还需统计读者捐资或捐书情况，以便进行答谢。因此，林组织总结说:“本林数年来，虽经济能力薄弱，未能拨款请经，幸此图书室尚得年有发展，其故厥由负责人员专心策划，勤劳从事，有以致之也。”，睽诸事实，此言不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