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上所述，中国传统哲学对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法则、对人能否获得自由作出了肯定的回答。然而，尽管中国传统哲学对上述形而上学问题作了肯定回答，并提出了若干富有民族特色的合理见解，但在唯物史观诞生之前，这种回答还不可能给予真正科学的问题解答。 

而在西方，形而上学自康德时代起，就历经了从怀疑、厌恶到放弃的种种怠慢。若加以深究，西方近代哲学放弃形而上学的隐忧，在苏格拉底那里就开始潜伏着了。因为苏格拉底认为，真正的智慧是属于神，而人顶多称得上是爱智者。在苏格拉底看来，哲学是关于存在整体(大全、大一、无限)的智慧，它实在是太大了，因而是超人的。而形而上学在近代西方之所以被抛弃，根本原因就在于无法完成对这一智慧的证成(论证与证实)  

有鉴于中西哲学在形而上学上的窘境，中国哲学在现代转型中勇敢地担起了重建形而上学的重任。即它创造性地坚守传统，一如继往地追求存在整体(智慧)，并企图通过形而上学重建达此目的。例如，冯友兰的新理学以“越过界线”的方法人“浑沌之境”;金岳霖的新道学以“道无量”说“超名言之域”;熊十力新唯识论以“体认”工夫达“证会境地”。    

然而，若以能否把握关于存在整体的智慧为标准加以评判，中国哲学在现代转型中的形而上学重建，还难言成功。一方面，中国大多数哲学家重建形而上学的方法是基于逻辑分析法。那么形而上学(智慧)又如何可能呢?这客观上又返回到了康德形而上学不可知论的困境中。另一方面，有些哲学家，如熊十力主要是通过开掘中国传统哲学资源，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体认、直觉方法，形成了关于“转识成智”的一定认识，建构了形而上学的精致体系。但由于唯物辩证法，特别是实践观点的缺失，其对形而上学(智慧)的把握、论证只能说是抽象的，这种形而上学总体上还是停留在中国传统形而上学直觉主义的水平上    

客观地说，现代转型中的中国哲学形而上学，仍然没有真正解决“康德问题”。而冯契“智慧说”的一个重要贡献，正是对此问题有了初步的解决，这有赖于它的辩证逻辑方法。冯契指出，元学(形而上学)问题的实质就是意见、知识与智慧的关系问题，关键是“转识成智”如何实现的问题。冯契“智慧说”根本上就是要说明“‘转识成智’……的飞跃的机制”    

这个“转识成智”的飞跃机制，概括起来就是理性的直觉、辩证的综合、德性的自证及其三者的统一。而这种机制得以实现的内在机理，就在于通过辩证综合获得具体真理的辩证逻辑方法。就方法即“以得自客观现实之道，还治客观现实之身”[1l]322来看，这个辩证逻辑方法也就是从知识到智慧的认识过程之道(理、规律)，运用它应该能够说明“转识成智”，能够达到智慧的证成。    

具体来说，智慧与知识不同，它是超名言之域，而知识属名言之域。所谓名言之域，就是可以分别彼此从而可以用语言加以表达的领域，即知识把对象区分为一件件的事，一条条的理，以把握事实和条理之间的联系，进而分别由命题加以断定，用语句加以陈述。所谓超名言之域是宇宙的整体、究竟和最高境界从而难以用语言表达的领域，即智慧要在知识基础上求“通”(通根本、通周遍、通无限)，以实现对无条件的、绝对的、无限的东西的把握。但是对智慧该如何言说呢?“说不得还是要说”，冯契的任务就是要象对知识那样，对智慧予以逻辑论证与实践证实，于是他采取了辩证逻辑方法。    

辩证逻辑方法，概括起来就是“辨合”与“符验”的统一。它有五个基本环节:W从实际出发，进行周到的、必要的观察，详细占有事实材料;(2)分析和综合相结合，并在这一过程中做到具体与抽象的统一;(3)演绎法与归纳法的统一;(4)逻辑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的统一;(5)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总之，辩证逻辑方法以实践为基础，运用辨合与符验，实现认识从经验的具体到思维的抽象，再由思维的抽象进人到理论的具体(体系)，即描绘出一定领域的现实的具体图像，达到一定层次上的具体真理。    

辩证逻辑方法，不仅是思维的方法，也是实践的方法，是化理想为现实的根本途径，它贯彻在“转识成智”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也就是说，它贯彻在理性的直觉、辩证的综合、德性的自证及其三者的统一之中。首先，理性的直觉指认识顿然地从对部分、方面、阶段的认知达到对整体、全面和过程的把握，即生成一种整体的、具体的认识。理性的直觉虽表现为“顿悟”，但它实质上与辩证的综合和德性的自证不可分割;就其为“道之撰”说，它是辩证的综合，就其为“性之显”说，它是德性的自证。其二，辩证的综合，是通过范畴的多样统一来表达超名言之域的理念，构造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它同时也是主体对具体真理的逻辑论证和实践验证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思辨的综合及其验证，还包括对理性的自觉的论证与验证，也包括对德性的自证的论证。其三，德性的自证，是主体对自己的德性之智进行培养与验证。它是主体从真诚出发，拒斥异化、解除蒙蔽，在表里如一的活动中，自证其德性的真笃。显然，德性的自证也包括对理性的自觉和辩证(思辨)的综合的验证，还是理性的自觉与辩证的综合的人格担保。 

基于广义认识论原理和辩证逻辑方法，冯契“智慧说”对“转识成智”机制作了系统、深人、科学的说明，从而对形而上学(智慧)如何可能的问题作了一个较好的回答。辩证逻辑方法证明，通过认识的辩证运动，可以达到对象的统一、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从而能够把握具体真理。这意味着人能把握形而上学的智慧(首先是统一原理和发展原理)，因为形而上学的智慧就是整体性层次的具体真理。当然与以往关于形而上学的智慧看法不同，这个“智慧”是具体的(全面、实际和历史的)，而非抽象的。它是在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的交互作用中，在相对与绝对、有限与无限的辩证关系中，总体上日趋全面、逐步深人而达到的具体真理，是一定条件下的具体真理。实际上，能正确理解有限与无限的辩证法，是冯契能够对“转识成智”予以证成，并实现其形而上学重建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