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史中，没有任何一种人工制作能像建筑一样具有对政治、伦理、宗教等意义的强大暗不功能建筑设置空间，空间呈现意义，基本可一以概括这种人工的筑造从物理物向意义物生成的流程，也可一以解释为什么历代统治者总善于借助建筑加固权力并实现精神的超越但同样，在人类史上，也没有任何一项工程像建筑一样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以至于一座建筑尚末完成，整个国家财力的枯竭而王崩瓦解正是因此，追戈建筑的宏伟高崇，总是与当千的经济现实才日矛盾而如何在两者之间折中取舍，则构成了对统治者道德人格和政治智慧的考验。

新莽时期，国家经济已陷人严重危机，王莽也以节俭甚至吝啬闻名，这决定了当时在建筑领域工兴王水缺乏现实和人性的基础但另一方面，们一为儒家礼乐政治的极端信仰者，王莽又必须通过新筑造的礼制建筑使其政治理念得到直观显现这样，一方面建造明堂、九庙，并进而形成完整的国家布局，另一方面用一些替代性方案营造改朝换代的崭新气象，可能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从《汉书·王莽传》《三辅黄图》《水经注》等文献看，在王莽时代，这种替代性方案是存在的，即通过为原有建筑重新命名的方式，使其象征意义向合乎新朝政治理想的方向发生自然转换。

据《汉书·王莽传》，王莽发起的为礼制建筑重新命名的运动始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具体如下:首先是对长安及其主体建筑的重新命名比如，他将长安城改为常安城；将长乐宫改为常乐室，长乐宫北面相连的明光宫改为安定馆；末央宫改为寿成室，末央宫的前殿改为王路堂；将公车司马门改为王路四门另外，城东的霸桥改为长存桥，霸馆改为长存馆。

其次是对都城十二门的重新命名按照汉代都城建制，长安城分为东、南、西、一比四面，每面三个城门，共十二门其中，东出北头第一门，本名宣平门，王莽更名春王门、正月亭；第二门，本名清明门，王莽更名宣德门、布恩亭；第三门，本名霸城门，王莽更名仁寿门、无疆亭南出东头第一门，本名覆盎门，王莽更名永清门、长茂亭；第二门，本名安门，亦曰鼎路门，王莽更名光礼门、显乐亭；第三门本名平门，王莽更名信平门、诚正亭西出南头第一门，本名章门，王莽更名万秋门、亿年亭；第二门本名直门，王莽更名直道门、端路亭；第三门本名西城门，亦曰雍门，王莽更名章义门、著义亭一比出西头第一门，本名横门，王莽更名霸都门、左幽亭；第二门本名厨门，又曰朝门，王莽改名建子门、广世亭；第三门本名杜门，亦曰利城门，王莽更名进和门，临水亭。

第三是对国内郡县的重新命名。从《水经注》看，王莽在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发起的这场改名运动，是整体性的。它不仅涉及长安城，而且遍及整个国家像在当时中国的西部，陇西郡被改为厌戎郡，属县被改为操虏县；自石县被改成顺砾县，大夏县改为顺夏县西海郡的浩睿县被改为兴武县，令居县改为罕虏县，允街县改为修远县，金城县改为金屏县，等等其他各地郡县名也基本被通改了一遍单就长安城周边的附属县城而言，由于地名涉及汉代先帝留下的种种遗迹，富含政治意味，所以更有改名的必要。其中，因安葬汉高祖刘邦而得名的高陵县被改为千春县另外，霸陵县(文帝陵。被改为水章县，安陵县(惠帝陵)被改为嘉垂县、平陵县（昭帝陵）被改为广利县，茂陵县（宣帝陵)被改为宣成县，汉高祖人关后建立的第一个都城烁阳被攻为师亭，等等

王莽时代，宏大的国家改造计划被最终还原为一个地名置换问题、这看似荒诞，但在儒家传统中却于史有本这个‘本”就是孔子的“正名”理论何谓“名”？按许慎《说文解字》:“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也即，名既是事物对其自身的指认，又以人对事物的认知为前提如果没有经过人的认知并以语言确认，它将隐没于黑暗以此为背景，人赋子对象事物名称的过程，就是对其进行价值彰显并重建的过程而事物获得恰切的名号，并在一个包蕴价值的概念体系中各就各位，则是建立一个有序而理想的社会架构的基础正是因此，自孔子以降，中国儒家向来将“正名”视为实现礼乐政治的首要任务如孔子百:“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川习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到汉代，董仲舒对名号与政治关系的定位更高，如其所言:“治天下之端，在审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号名者，大理之首章也录其首章之意，以窥其中之事，则是非可知，逆顺自著”。（《春秋繁露·深察明号》）

语言具有既指称事实又建构价值的双重特性，改变事物名称成为意义置换的重要手段在王莽时代，他从长安城开始，几乎将天下郡国的名称进行了全面改变，这一是旨在清除人们对于汉王朝的历史记忆，二是旨在体现新朝的“新”气象，但在更根本意义上，却是要使整个王城乃至国家天下成为儒家礼乐政治的隐喻形式，成为他托古改制的现实载体像他将汉代长安城东出第一门，由’包平门更名为春王门、正月亭，显然是对《春秋》首句‘春士正月”的套用而他之所以用《卷秋》首}} i命名长安东出第一门和亭，则可一归纳为以下原因:一是经过汉儒的过度阐释，《春秋》在汉代已不是-形意义上的史书，而是一部蕴含无限深义的政治决典如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r序》中讲·‘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尹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爪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即《春秋》中含有继周之弊、立新王之道的深义这显然与王莽托古改制、代汉而起的企图具有一致性；二是自先秦至两汉，东方一直在四方中占据首位，它所对应的春季，也是一年四季的开端由此，王莽将长安东出第一门更名为春王门、正月亭，就是上应自然天道、中通圣人遗教、下合自己政治意图的以此为起点，他将长安十二门亭依次命名为:宣德布恩，仁寿无疆，永清长茂，光礼显乐，信平诚正，万秋亿年，直道端路，章义著义，霸都左幽，建子广世，进和临水，均具有标不阴阳方位、彰显儒家教义的意味如此，虽然作为建筑实体的长安城门和外亭本身没有改变，但名称的改变却成功地使其成为儒家价值观念的实物显现经过如此改造的长安城，虽然仍是城中居民日常衣食住行的场所，但它同时也具有了更鲜明的精神属性，甚至成了一个儒家化的精神误皇，成了一本无处不彰显儒家圣教理想的教科书

广而言之，当这种名称的改变从长安开始，扩大至天下郡国，乃至由南北子午线接连的天人相与之际，王莽的王治之梦也就获得了整全形式，整个天下也因此成为他所构想的审美乌托邦的现实版他对长安以及天下郡国的语言学改造，虽然不足于改变国家的现实状况，却在观念领域为人提供了儒家王道理想的幻影就此而言，王莽时代的建筑并不止于明堂、九庙之类的实体建筑，而是包含着国家地理规划、语言学改造在内的庞大体系于此，建筑不仅溢出了一般美学或艺术的范围，而且成为公义与私欲、庄严与荒诞、历史与现实、政治与哲学多元价值交会的复合体笔者之所以说这一时代在中国建筑史具有重大意义，原因正在于它以广义的筑造概念，为理解中国古典建筑从美学向政治、哲学的推展提供了一个路径；而且就这一时代建筑观念的自觉性以及实践方案的明晰性而言，在中国历史上亦堪称空前绝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