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对税收表示“同意”主要是基于封建习惯而在议会中进行的，那么议会又是怎么起源的呢?为什么它有权来表达这种同意?    

本来在日耳曼国家形成之前，在部落习惯中就有遇到大事召集全体武士集会进行商议，并运用呼声或敲击武器的做法来表达同意。在日耳曼部落占领西罗马帝国领土并逐渐建立各自的王国后，有一些地方或者在一些特定时候，仍保留着这种贵族或自由民集会的传统。以英国为例，在诺曼底公爵威廉入侵之前，英国就有所谓的“贤人会议”，由国王特别召集一些高级贵族来商议国事，地点并非一定，言论也不必有效果。另外还有所谓的评议会，主要召集中小贵族或地主参加，就有关生民利害的事务进行商量。    

不过，应该看到，后世议会尽管有这样的“贤人会议”或“评议会”的渊源，但议会主要的来源却是司法性的，即议会更多地被作为司法机构而获得成长的机会。以议会发展最为典型的英国为例，直至17世纪内战时期，英国人仍然把议会视作是一个法庭。    

在前述封君与封臣(或者说领主与附庸)的关系中，附庸对领主的义务除了上面提到的服军役、提供紧急帮助等义务外，还有一项重要的义务就是参加领主法庭、担任陪审。在封建社会的治理中，各级领主法庭构成了日常社会治理的核心。在领主法庭中，领主主持法庭，附庸有义务出席法庭参加陪审，并给予决定性的意见。而且，附庸有权利只接受与他同一等级的贵族的审判。而对于处于封建体系最高级的国王来说，除了前述战争的职责外，还有一个重要职责就是维护国内秩序。在领地各归领主治理的前提下，国王维护国内秩序主要体现为审理附庸之间的争讼。国王正是通过召集自己的直接附庸(封臣)来共同审理、裁断是非，彰显他在国内(不仅在自有领地)治理中的地位。因此，至少在封建社会的初期，司法是当时社会“政治权力的核心形态”。    

虽然封建等级并不具有传递性(国王的附庸的附庸并非国王的附庸)，但通过司法上的层层上诉机制(任何等级在权利受到侵犯而又得不到自己领主的法庭保护时，都可以向领主的上级领主直至向王室法庭申诉)，国王可以向全国人民行使权力。国王发现，要维持和增强自己的权力，最好的办法是尽力满足人民对法律和秩序的要求。因此国王尽力通过法庭去镇压暴乱，强迫有权势的人服从法庭作出的解决争端的决议，由此取得对封臣和民众更大程度的控制。在此基础上，国王发现，要更好地通过司法来行使权力，就必须发展现有的法律体系，并建立起能正规地行使职能的法庭、法官与行政人员队伍。于是在法国这样的欧陆国家，大致上在11世纪、12世纪，通过司法职能的发展(法庭组织正规化、法官及行政官员队伍建设以及法律制度的完善)，发展起整个国家制度。立法方面也是如此。在今天立法权一般高于司法权(至少居于平等的地位)，但在中世纪，立法却附随于司法，立法的权力依赖于司法的权利。在法国，甚至到16世纪初，人们仍然普遍认为国王本质上是一个法官，国王立法更大程度上被视为是符合至高的公正的理想司法的一部分。大概在博丹明确表达主权的概念之后，理论上国王才被视为立法者，可以统治王国的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臣民，而不必受制于层层分封的封建结构的限制。直到此时，国王以司法方式向全国行使权力这一基本的治理格局，才被“立法控制的行政治理”所取代。所以说，“中世纪晚期以来的国家建构进程是一个司法史的进程，而非政治史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