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自觉加以实践，是胡适治学的首要特征。正如陈平原指出那样，胡适治学能独辟蹊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方法的自觉”。陈之所谓的方法，即胡适建基于科学精神之上的实证论和历史进化术。其中，对实证的重视又是他治学之突出特点。他将清儒考据之法与西方实证论结合，创造了胡式实证研究法，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十分证据，说十分话”，做什么事情必须要做到:拿证据来!他毕其一生所奋力的科学方法，骨子里也不过这种“有充分证据而后信”的实证主义。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中，他指出，“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而且他认为，近二百年来的西方科学方法和中国朴学，本质是一样的，都要求做到“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不过，胡适同时注意到朴学和西方科学方法间的差别:“考证学只能跟着材料走，虽然不能不搜求材料.却不能捏造材料”.无论文字校勘还是历史考据，都只能“尊重证据”，不能“创造证据”。自然科学方法则“不限于搜求现成的材料，还可以创造新的证据”，实验的方法便是“创造证据的方法”。他举例说，人工把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以证水是氢气和氧气合成的，这便是“创造新证据”。在他看来，朴学倚重的是纸上材料，而“纸上的材料只能产生考据的方法;考据的方法只是被动的运动材料。”因此，“考证家若没有证据，便无从做考证”，但自然科学家“便不然”，自然科学的材料可产生“实验的方法”，它不受“现成材料的拘束”，能随意创造平常不可见的情境，“逼锣出新结果来”。1922年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是胡将实证论用之于文学史研究、正式提出白话文学史观前的一次演练。此文借占文和白话二分对立对1872-1922年间的中国文学发展态势进行点评。从立足点来看，胡表现出了力倡白话文学和大贬占文文学的意图，这当与是时业已云涌的新文学风气有关。作为文学革命主将的胡适，倡导白话文学，反对僵化的、脱离人民大众的占文学，木是情理中事。不过，许是1922这个节点距新文化运动的起点太过接近、新的文学尚不成气候之故，此文对占文文学的考证剖析很细致，很到位，但对新文学，胡适则阔论其文学主张，而具体的样木，他则几乎无据可考。这其实也折射出一个问题，即胡氏之长，乃占文文学、实证功夫，而非他言必扬之的白话文学。从文学史角度看，此文既勾勒1872-1922年间中国文学发展概况，当为一部略具体制的文学史。而且，此文业已初显胡氏后来架构《白话文学史》的两个理论支点:其屡试不爽的胡式实证法和进化之术。如此文论占文学，近乎处处小心，言必有据。在论《儿女英雄传评话》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中，他先据此书雍正十二年和乾隆五十九年的序之间的扦格，认定两序均为假托，再据光绪戊寅(1878年)马从善的序，断定该书作者为清宰相勒保之孙文康，又据马序中“昨来都门，知先生已归道山”语，裁定文康死于同治、光绪之际，得出“此书为近五十年前的作品”之论。胡氏此论兼具朴学和实证的风格，此类风格在其对《儒林外史》的版木与《老残游记》的研究中均可见出，这说明他着实是把实证法作为其文学史观的首要方法来对待的。

1928年付梓的《白话文学史》是胡适将实证法用之于文学史的典型。与诸时人的文学史开篇《诗经》不同，此著上断自汉，避开了《诗经》，个中原因，在于他苦于无据，无从施展胡式实证研究，而非他在自序中的这个貌似谦虚之语:它是一段“很难做的研究”。移其实，早在该著着鞭前，胡适已就《二百篇》发过不少专文，例如1913年的《<诗经)言字解》,1922年的《诗经新解》第1卷、1925年的《谈谈诗经》和《论<野有死腐)书》，而且，据胡适日记载，1922年4月，他曾于平民大学讲演《诗经二百篇》，同年6月9日的日记中，他还提及牟庭相关于《诗经》的“特别的见解”。砂所以，依他对《二百篇》的研习基础，捉刀《白话文学史》当无需回避之，而其最终选择回避，概在其对《诗经》的“一句一字”，“都要用小心的科学的方法去研究”这句话中。,.复以撰该著时，他刚回国，手头“没有书籍”，无从“拿证据来”，无以实现其要“把二百篇还给西周东周之间的无名诗人”之目标，⑩故只能忍痛割爱，以它是一段“很难做的研究”搪塞过去。故左右是作抛开《二百篇》最根木的还是胡的实证态度，拿不来证据，就不能妄论。不仅如此，该著的其他章节也是语出有据，实证色彩浓厚，如其对《孔雀东南飞》年代的考证，就分别从它的起头、流变、母题等方而广列证据，推翻了梁启超的六朝说和陆侃如的宋少帝与徐陵间说，将其产生年代前推近300年。而其对佛教翻译文学和唐初白话诗人工梵志的研究等则更以史料挖掘见长，颇见其实证功力。

胡式实证法的核心，借深得其真传的顾领纲评南宋史家郑樵的话可窥一斑:“郑樵的学问，郑樵的著作，总括一句话，是有科学的精神。……他尊重实验，……做一种学问，既会分析(如《艺文略》、《六书略》等)，又会综合，既会通(如《大文志》、《动植志》)，又会比较(如诗与歌比，华文与梵文比)，又富于历史观念，能够疑占，又能够考证;又富于批评精神，信信疑疑，不受欺骗。”公胡适毕其一生致力的科学方法，骨子里大概也不过“信信疑疑、不受欺骗”八个字。他在文学史中引入实证法既在通过言之确凿的证据建构“言之不文，行之最远”的白话文学是文学史正宗的观念，也想劝告人们“莫把这些小说考证看作我教你们读小说的文字。这些都只是思想学问的方法的一些例子。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 arc不过，对于胡适文学史观中已经足够的实证态度，还有人颇有微词，李嘉言在评张长弓著《中国文学史新编》中就这样说，“著者因为要取材谨严，所以‘对于伪托及需要考证的材料，皆加以精细的鉴别”““这种态度用在作文学史上，我以为是最值得表彰的。过去作文学史的人，除了极少数的几个人外，大部分所缺的就是这个。而且那极少数的几个人，如胡适先生，郑振铎先生，也未能全做到好处，或失之偏见，或失之疏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