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流动人口幸福感的代际差异

流动人口的幸福感还是比较高的，平均分7.81，而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平均幸福得分7.94，比老一代高0.21。新老代流动人口的幸福差异是否真实存在呢?本研究采用t检定分析来验证流动人口的幸福感是否存在代际差异。通过t检定，将新老两代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进行比较，统计结果表明两代流动人口的幸福感是存在显著差异的(P  = 0.0150)，本研究“代际差异假设"H:得到了验证。这表明流动人口的幸福感存在代际差异，且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幸福感要高于老一代流动人口，这一研究结果与黄嘉文(2015)的研究结果相契合。究其原因，其一可以从“生命历程理论”进行解释，老一代流动人口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双重压力期，承担着巨大的家庭经济责任，强化了其消极幸福体验;其二可能是“社会比较效应”，因为老一代流动人口在最初流动后，提高了其经济收人和生活状况，进而提升其幸福体验，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老一代流动人口在实现较高收人的同时也提高了他们的收人期望，当期望大于其收人增长速度时则造成其满意度下降。实际上，在西方流动人口相关研究中也发现了这样的“幸福效用递减”特性。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VS)数据，Bartram ( 2011)发现，迁移后收人更高，但同时又提高他们的收人期望而造成满意度下降，而个体期望大于收人增长的速度则降低其幸福感。

2 流动人口体育参与对其幸福感影响的代际差异分析

流动人口幸福感存在代际差异，新生代的幸福感优于老一代，然而不同代际流动人口幸福获得的因素和机制是否也存在差异呢?为了更好地分析流动人口体育参与对其幸福影响的代际差异，本研究设置模型6一模型11进行比较。

表3的统计数据显示，无论是对于新生代的流动人口，还是老一代的流动人口，住房产权、公平感和健康是影响他们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而人口社会特征(性别、婚姻状况、工作)、经济状况(家庭收人、收人不平等)、社会比较(社会阶层认同、社会阶层流动)、权利保障(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体育参与和社会资本(信任)因素却对两代流动人口的幸福感存在显著的差异。对于老一代流动人口而言，男性、已婚、无工作压力、家庭高收人、收人不平等、社会阶层认同高、向上的社会阶层流动均能显著促进其积极幸福体验，这些因素对新一代流动人口幸福影响不显著。对于新生代流动人口而言，购买医疗保险和高信任度才能提升其新生代流动人口幸福感，而购买养老保险反而造成消极的幸福体验。这恰好验证了本研究的“代际影响差异假设"Hs。

性别对于老一代流动人口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男性比女性的幸福度要高，但这种影响不存在于新生代流动人口。正如前面提到的性别的影响是嵌人到社会结构中的，而社会对于女性的年龄歧视要大于男性，而在年轻时期并无显著差异。老一代流动人口的家庭收人越高，其幸福感也越高，而新生代的作用也并不显著，这一研究结论和黄嘉文(201)的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是与两代的生活方式和家庭观念有关，老一代流动人口更重视收人累积性增长和“家本位”，流动的主要口的主要是经济口的，家庭收人的增长是其外出的重要动力，当家庭收人增加，满足了其流动预期，促进其幸福感生产。而新生代流动人口不仅仅关注收人，还关注“发展性”需求，且由于处于中青年阶段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家本位”重要性有所下降，所以家庭收人促进其幸福感的正向效应不够显著。而收人不平等、社会阶层认同和社会阶层流动对老一代幸福感也具有正向效应，但新生代流动人口对此不敏感。这也可能是流动人口流动时期短，还没有完全实现其流动预期，也可能是对当前社会流动结构化的不满。近些年来，有学者指出代际流动的继承性越来越强化，而代内流动的流变性越来越弱化，青年群体的社会流动出现了阶层固化现象。这样的社会流动结构化让下一代的流动人口看不到社会流动的希望，从而造成了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消极心理体验，产生强烈的不幸福感。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权利保障对两代流动人口的影响作用是完全相反的。对于新生代流动人口，医疗保险的作用方向为正，而养老保险的作用为负，而老一代流动人口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作用虽然不显著，但是作用完全相反。由于两代流动人口处于不同的生命历程，新生代口前还处于中青年阶段，养老对于他们而言还比较遥远，所以他们并不愿意将收人过早投人到不确定的未来中，而医疗却与他们息息相关，能够保证他们正常的生产和生活过程。对于老一代流动人口，在不断流动过程中，“碎片化”管理制度让医疗保险无法真正保障他们健康，从而产生不满情绪，而养老却是要提上日程的事，但是由于前面提到的保险制度的不完善，养老保险“保护网”的作用并没有真正发挥出来。

此外，表3还显示:流动人口体育参与对其幸福感的作用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体育参与对老一代流动人口幸福感，尤其是对女性老一代流动人口幸福感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但新生代流动人口对此不敏感。这验证了本研究提出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体育参与的代际差异假设”H}。从“体育参与”的影响机制来看，老一代的流动人口更重视“体育参与”的健康机制，而新生代虽然重视健康，但是远不如老一代重视程度高。这与两代流动人口的生命历程有关，步人中老年的老一代流动人口，“健康”成为其影响幸福感极其重要的因素，而新生代由于年轻，“健康”的重要性要相对弱些。此外，对于老一代流动人口女性而言，体育参与不仅意味着“强身健体”，还是融人当地社区的重要方式，从近些全国红红火火的广场舞可窥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