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自梁启超“新史学”主张提出后，民国学者不少都有跟进。然而，从“史学转型”的角度进行研究，则始于“改革开放”以后。较早从事研究的人中，冯天瑜在《道光咸丰年间的经世实学》中对其中的边疆史地之学作了研究，并特地指出是“通往近代新学的桥梁”，点出了其转型意义。专门对明清史学(明初迄于鸦片战争)转型进行研究的，有胡文生的《前近代中国传统史学转型的历史考察》，将前近代(明嘉靖到清太平天国)的中国传统史学转型置于早期启蒙背景下，分析史学转型的内容、形式及其所蕴合的启蒙意义。稍后，许苏民发表了系列论文《赵翼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X(王鸣盛对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贡献》《顾炎武与浙西史学》，指出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始于明清之际，由黄宗羲开创的注重人文价值的浙东史学和由顾炎武开创的注重实证的浙西史学分别代表了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型的两种思想进路;还对赵翼“乃知青史上，大半亦属诬”的批判意识、全面揭露历代“正史”作伪事实的科学态度，对王鸣盛以求真为最高目的的史学宗旨和“考其典制之实”“考其事迹之实”的实证方法等“近代性因素”作了揭示。

同时，学者们对近代(晚清民国)史学的转型作了研究。张岂之等《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虽然没有使用转型概念，但已开始关注“新史学”为代表的近代史学方法与传统方法的区别与关联。刘俐娜《 20世纪初期中国史学的转型》关注晚清民国史学的转型历程，后修改成《由传统走向现代:论中国史学的转型》一书出版。叶建撰《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形成与演进(1902一1949 )》的博士学位论文，并于2012年正式出版。稍后他在《试析20世纪上半叶史学理论著述与近代历史学的转型》一文中，对民国时期梁启超的《新史学》、曹佐熙的《史学通论》、柳治微粼国史要义》、陆慰德的《史学方法大纲》、刘咸忻的《治史绪论》、吴渊民的《史学通论》、吕瑞廷和赵I}(璧的《新体中国历史·叙论》、汪荣宝的《史学概论》、李泰菜的《史学研究法大纲·自序》中的史学理论中展示的史学近代转型作了探研。

除了综合性探讨外，还有学者分别对近代史家、史体和专史从转型角度进行了研究。卢毅的《章门弟子与中国近代史学转型汉《史学月刊)21106年第10期)，对沈兼士、朱希祖、钱玄同等章门弟子从学科体制方面致力于近代转型的作用作了肯定。舒习龙在《典志体勃兴影响近代史学转型汉《中国社会科学报冲16年3月21日)中，指出受到高官和学者重视的典志体史书在史学转型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陈永在《中国音乐史学的近代转型汉2010年上海音乐学院博士论文)中从专门史的角度探讨了史学的转型过程。

随着研究的深人，学者们开始对近代史学(晚清民国)转型中的“新史学”和“新汉学”的关系子以探讨。王学典在《新史学和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中指出，中国现代史学同时循着两条不同路线发展而来。从乾嘉汉学逐步演化而来的化经为史的过程，是“新汉学”;生发于西洋史学、对中国学术传统而言意味着炉灶重起的过程，则是“新史学”，两条路径从齐头并进变成此起彼伏。杨念群在《“新典范”和“旧史学”的冲突与调适—对中国现当代史学变革的一个贯通性解释》中，指出民国初年的新史学主流，强调科学地无限拓展史料搜集的范围，忽略对历史进行宏观或规律性的解释;而传统史家则坚持史学应该传承文化精神，洞悉“世变”走向与实施道德评判。

上述研究，要么用近代理论直接分析明清(或称前近代)史学的近代因素及其价值，要么直接讨论“新史学”以来的近代史学的特点和意义，而将两者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则有刘冬蕊的《章学诚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章学诚学术接受史初探》，他从接受史的角度探讨了章学诚史学在近代的复活及在转型中的作用。刘开军粼传统史学理论在民国史学界的回响—论刘咸忻的章学诚研究》也从民国学人刘咸忻将章氏之学与鲁宾逊的新史学相提并论上重新阐释了章氏之学的近代价值。

此外，胡成的论文集《近代转型与史学反思》，虽然名为史学转型研究，似只有《略论道咸时期的学术精神》等少数论文对传统史学本身的转型历程作研究，《叙述转向与新旧能否两立》等文则是表达作者自己在史学转型中的一些治史主张，其他的则为一般性的史学论文。

对明清史学转型的研究，应该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明清史学与近代转型结合起来，既重视明清史学本身所具有的近代因素，也重视这些因素在民国时期被纳人新史学构建的过程。如此，方能进一步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