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新时代门槛这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人民美学的再出发就是立足时代潮流、把握人民脉动、倡导审美品位和审美格调，就是从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里的人民美学思想出发，结合习近平在其他报告讲话里谈文说艺品美的论点，以别具一格、自成体系、理论雄厚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美学思想为指南，深化与细化新时代人民的文艺审美实践，提高人民的美学自信，展示中国审美风范和中华美学精神。    

根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美学思想的精神，笔者认为:数字美学是人民美学在当今国内的具体形态，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美学的时代形态。那么，当前国内数字美学的研究现状如何?当今人民美学的时代形态问题又是如何提出的?数字美学与人民美学间的辩证关系是什么?从笔者数字美学研究的三个阶段大致可以回答这些问题。    

第一阶段，数字美学转向。目前，国内从“数字美学”这个范畴研究我国新的文艺形态和新的文化业态的论著不多，多数学者习惯从诗学、叙事学、艺术学、媒介学、文艺批评等角度介人研究现场，这以黄鸣奋、南帆、欧阳友权、周宪、赵宪章、金惠敏、陶东风、金元浦、单小曦、何志钧、陈定家等学者为主要代表。当然，也有少数学者在21世纪初期就注意到“数字美学”范畴的学术凝聚力和研究潜力，这些学者主要是颜纯钧、马立新、胡新桥、樊艳春、赵文书、李小丽、封帆、沈淑琦等人。他们从具体的数字艺术与数字设计着手，运用数字美学的概念分析了数字电影、智能化城市设计、别墅空间设计、好莱坞大片、媒体艺术、故宫国宝的数字呈现等数字艺术设计作品。这些学者虽然从数字美学角度介人但却止步于具体分析和概念应用，并未深人、周到地阐述和论证数字美学的理论容量，也未意识到数字美学与人民美学间的关系问题，同时更忽略了数字美学最丰硕、最有名的指涉对象—网络文艺。笔者在2011年转向数字美学理论的研究领域，先后与学术同仁合作出版学术著作《信息传媒文化与当代文艺生产消费的新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和《文艺研究的数字审美之维》(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并在随后的5年内共发表了十几篇关于数字美学的系列论文。在这些关于数字美学的系列论著和课题项目中，笔者从“数据库美学”( databaseaesthetics)人手，阐释了新世纪以来大众的“大数据审美”实践，论述了数字美学的语言形式及其话语建构，在此基础上从符号学角度辨析数字美学与模拟美学的区别并正式提出“数字审美范式”。具体说来:笔者从信息传媒文化的语境中提出“数据库里的囚徒”价犷论点，展示了新世纪国内大众在文艺消费领域的数字化生存现状，细致分析了如此这般生存现状所集聚起来的“数据库里的消费文化”以及由此数字审美文化所导致的一系列引人关注的社会伦理问题和新闻舆论话题，呼吁人们警惕网络空间里的“主体变体”( variants of sub-ject)，吁请国家政府采取必要、有效措施保护数字化时代的个人隐私;笔者在数字审美范式中探究了数字审美的符号原理(理据性与任意性、相似性与规约性、密集与差异)和美学原则(分辨率、触摸屏、速度、升级)，总结归纳了数字美学的文本理论—“生物数字文本”和数字屏幕的艺术原理(阿尔伯蒂纱屏)，藉此数字美学理论在全媒体、微电影、微博微信(媒体事件中的“媒介玩具”、网络文艺(以及网络文艺网站)、数字电影中形象的三层分节、后现代艺术的“元观看”和生控复制时代的生物数字图像等案例具体分析了当今大众的数字审美实践。总之，我们既深人勘查了数字美学的理论资源，又将所论证的数字美学理论在国内诸多新的文艺形态和新的文化业态中进行实践操作和分析应用。    

第二阶段，提出人民美学的时代形态以及数字美学是当今国内人民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问题。从数字美学到人民美学，笔者从2015年到2017年连续三次参加福建省社科界的美学年会，在研讨会上提出了“微审美”气“数字审美已经崛起”、“数字美学是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美学的时代形态”等论点。笔者在福建省社会科学界2015年12月19日召开的“当代美学的文化使命与理论重构”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了参会论文《论微审美—以中国微电影为例》，以微电影为例阐述了基于国内当下甚嚣尘上的微文化的“微审美”论点:微审美具有赛博格的审美主体、微审美具有小叙事的审美风格、微审美具有后现代的审美本质。笔者在2016年11月19日召开的福建省美学年会“共享发展与审美参与”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了参会论文《美学符号学初探—媒介转向中的审美转型》，在此发布“数字审美已经崛起”的宣言，着重指出:“数字审美的重要意义是给当代的理论思考带来了新的气息和新的方法。我们应该以数字审美精神所产生的美学风格、美学观念、美学原则等社会伦理和文化诉求来甄别、选择、应用数字媒介技术，规范科学技术的未来发展方向。我们既要做技术推动者也要做技术负责者”。2016年11月22日《福建日报》“理论周刊·求是话题”专栏刊文《共享发展，审美何为—聚焦“共享发展与审美参与”论坛》，以“数字审美，给当代理论思考带来新气息新方法”为题对该论文中的这些观点进行了学术报道。2017年10月14日，笔者为福建省美学年会“文艺的人民性与人民美学的再出发”青年博士论坛提交参会论文《数字美学的语言形式—论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美学的时代形态》，提出“人民美学的时代形态”问题和“数字美学是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美学的时代形态”论点，着重强调“人民美学思想开始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开展于中国人民的劳动建设中，每个时代的人民美学观念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人民所肩负着的社会文化实践的主要形态”。2017年12月4日《福建日报》“理论周刊·求是话题”专栏刊文《新时代，人民美学如何再出发—聚焦“文艺的人民性与人民美学的再出发”论坛》，以“数字美学，人民美学的时代形态”为题对该论文中“作为当今人民美学时代形态的数字美学”观点进行学术推介。总之，笔者在2017年8月份撰写参会论文时首次把数字美学与人民美学联系起来，既论证了人民美学的时代形态，又阐述了作为人民美学的数字美学理论。    

第三阶段，辨析与廓清数字美学与人民美学间的辩证关系。显然，数字美学与人民美学是从不同方面提出的美学范畴，数字美学是从科学技术、模介媒体的角度捍出的一种技术美学和模介美学，而人民美学是从意识形态、领导权角度提出的一种意识形态美学即审美意识形态。可见，数字美学与人民美学的辩证关系在意识形态与媒介技术中实现汇聚和统一。    

首先，新时代人民美学是当今国内数字美学的意识形态。伊格尔顿认为历史上任何美学思想都是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美学著作的现代观念的建构与现代阶级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的建构，与适合于那种社会秩序的人类主体性的新形式都是密不可分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不是由于男人和女人突然领悟到画或诗的终极价值，美学才能在当代的知识遗产中起着如此突出的作用。m,i;伊格尔顿据此对鲍姆嘉滕、夏夫兹博里、康德、席勒、黑格尔、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马克思、本雅明、阿多诺等思想家的美学理论进行了意识形态解剖。20世纪后半期，数字美学已经风行世界。21世纪初期以来，国内数字文艺蓬勃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国数字美学兴起。2010年代，数字文艺的创美实践和审美实践走向经验归纳和理论总结阶段，新的文艺美学范式破土萌发。当今国内数字美学作为一种美学形态必然彰显着新的时代氛围—新时代人民美学，新时代人民美学也在数字审美和数字创美的文艺实践中不断巩固和加强党在文艺阵线的领导权。而这种新时代人民美学的集中体现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美学思想。以新时代人民美学思想为蓝底的数字美学肩负着一项历史重任—持续建构和巩固人民当家做主的意识。可见，当今国内数字美学的意识形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美学。    

其次，当今国内数字美学是新时代人民美学的媒介实践。新时代人民美学需要行使美学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新时代人民美学意识形态只有依靠技术媒介和社会媒体才能切实有效地践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任务。换言之，新时代人民美学通过具体的媒介审美实践体现其价值引导力、思想凝聚力。显然，数字美学就是当今国内新时代人民美学的媒介审美实践。国内大众在新时代的文艺生活表明，数字美学已是新时代人民美学的主潮。当今国内信息技术和网络空间的发展日臻成熟，生产方式升级换代到信息方式。数据库是数字美学的电子语言形式，马克·波斯特的数据库理论从信息方式的维度阐述了数字美学的基础概念和核心命题。一种数据库美学和大数据审美应时而生。这个数字信息时代将当下历史锚定为“新时代”，新时代的到来标志着“时代”成为思考当下精神气象的重要标尺。文艺的时代性要求我们适应互联网和新媒体的精神气象，大力发展网络文艺，繁荣新兴文艺类型，培育新型文化业态。    

总之，中国人民在新世纪顺应时代潮流，敢于探索各种形式的数字美学实践，而中国网络文学作为数字美学实践的代表在世界文艺舞台上的炙手可热标志着新时代“中华美学自信”。如此，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新时代人民美学在数字美学的时代形态中勇做媒介实践的弄潮儿，它引领了潮流、把握了脉动、倡导了品格，牢牢抓住了美学的意识形态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