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流动人口的幸福感研究

国际关于流动人口幸福感理论与主流的幸福感理论一致，主要从“效用论”、“社会比较论”“社会融合论”和“社会适应论”进行阐述。传统研究将“流动(移民)”作为生活事件考察其与幸福感的关系，认为流动人口倾向迁移到幸福水平更高的地区或国家。在此背景下，流动是幸福的积极因素。但不少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移民)与幸福并不是总是呈现出正相关的线性关系。当流动人口迁移后收人更高，但同时也提高他们的收人期望而造成满意度下降，而个体期望大于收人增长的速度则降低其幸福感。因此不能想当然假设流动本身能提升幸福感，这与流动人口流动的口的、时间、类型、社会认同、社会融人、与参照群体的比较形成的“相对剥夺感”密切相。

国内流动人口的相关研究也与国际流动人口的研究视角一脉相承，认为社会排斥尤其是户籍造成的制度歧视和人际歧视、生活和工作状况的不安全感、社会支持、社会期望、社会比较、社会适应、人力资本是影响流动人口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2 流动人口体育参与对其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是大量因素促成的心理状态，这受到了来自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关注，从“效用论”、“社会比较论”和“社会融合论”等方面进行阐述，然而这些相关研究偏偏忽视了体育参与的影响作用。实际上，在学术界如火如茶地开展幸福研究时，体育界不少学者也加人了幸福研究大家庭，提出体育锻炼和运动是幸福和快乐的源泉，公众的体育参与能有效提升其幸福体验，强调体育参与对幸福感产生的积极“效用”一内部效用和外部效用:前者认为伴随体育参与的活动过程的是流畅感(flow)、高潮感和愉悦感，此外体育参与还可以减低脂肪含量、消除精神紧张与压力、增强体质等身体和心理健康从而产生主观幸福;后者强调体育参与的活动过程与他人产生社会互动、社会交流，从而为个体带来积极的幸福体验。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基于大型的问卷调查数据，如Ferrer- i一Carbonell等(2007)基于BHSF数据、Downward等(2011)基于英国的ISSP数据, Huang等(2012)基于美国BRFSS数据lKavetsos等(2010)基于EBSS数据ass〕和Ruseski等(2014)基于德国的 Lf}PI数据，研究发现体育参与者报告了更高程度的个人幸福感，且对于男性而言，从体育参与中受益效果更显著。而体育参与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主要通过“健康机制”、“社会资本机制”和“公共服务机制”产生作用困。

可见，体育参与对幸福的正向效应存在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和不同的群体中。尽管在主流的流动人口幸福感研究中没有关注到体育参与的影响作用，而体育参与和幸福的相关研究中也没有涉及流动人口群体。但是作为社会重要群体的流动人口群体，是否可以理解为体育参与也能促进其积极幸福体验呢?基于此，本研究提出流动人口体育参与影响幸福感的“体育参与假设”:

假设1:流动人口的体育参与对其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 代际视角下流动人口体育参与对其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中国流动人口的大量出现是城镇化快速发展的结果，亦是当今中国重要的社会变迁现象。尽管社会学家早就关注到社会变迁通常是通过代际更替的形式发生的，但直到2。世纪5。年代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提出“代问题”，“代际”才作为一个整体理论得到关注。不同的“社会位置”和历史、文化的差异，导致不同代单位之间在价值观、社会态度、行为方式等方面都迥然不同。 1978是改革开放元年，80年代开始的民工潮是流动人口问题的来由和根源，以198。年出生年份为界，对流动人口进行代单位的划分，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的共识。时至今日，改革开放历时30多年，早一代流动人口已人过中年，新生代流动人口已成为流动人口的主要的中坚力量。“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出现，引起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川。且新老两代流动人口出现显著的代际差异，在诸如教育程度、权利意识、生活预期、发展取向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X37--38}这样的代际差异使得新老两代流动人口在相同社会环境中和相近现实生活状态下，主观上对自身的幸福感受和判断存在差别24,28,36。叶鹏飞(2011)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无论是新生代还是老一代流动人口，受制于现有的社会流动渠道和机制制约，他们的生活等方面并无本质差别，但新生代流动人口在教育和技能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然而这种优势在当前的社会结构下无法转为现实的社会获得，也未带来更加积极的幸福体验，反而产生相对剥夺感导致他们的幸福感弱于老一代流动人口。刘谦、邹湘江(2013)基于2011年流动人口检测及新生代流动人口专项调查数据}zs〕和王毅杰、丁百仁(2014)基于全国1。个省1469个流动人口样本调查数据)〕同样验证了叶鹏飞的观点，与老一代流动人口相比，新生代的幸福感状况稍差，感知“不幸福”比例较高。然而，一些研究者对此进行了质疑，认为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幸福感要优于老一代，因为老一代流动人口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双重压力，承担着巨大的家庭经济责任，削弱了其积极幸福体验，而新生代没有明显的生活压力，正处于追求梦想的发展阶段，未来预期的憧憬激发了其积极情绪和幸福体验。基于中国家庭收人项目(CHIP)调查数据，冯永琦、张天舒(2016)发现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但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在新老两代流动人口间存在明显不同。

从上述研究文献来看，尽管有争议，但大部分实证研究还是认为曼海姆的“代”问题存在于中国流动人口中，其幸福感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本研究也认可曼海姆的“代”问题，不同的“社会位置”和历史、文化的差异，导致两代流动人口在社会态度与行为方式等方面都迥然不同，这使得两代流动人口即使在相同社会环境和相近现实生活状态下，主观上对自身的幸福感受和判断也存在差别。基于此，本研究提出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幸福感影响的代际差异假设”:

假设Hz:两代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差异。

如果流动人口的幸福感存在代际差异，但不同代际流动人口幸福获得的因素和机制是否存在差异呢?有研究者指出，流动人口做出判断的内外在因素大不相同，两代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和机制也是存在显著差异的。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I_DS2012”数据，黄嘉文(201)提出教育程度、经济收人和权利保障因素对不同代际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差异，教育程度和经济相对收人的提高可以提升老一代流动人口的幸福感，而新一代流动人口更追求绝对收人的提升、工作环境和权利保障。冯永琦、张天舒(2016)通过CHIP调查数据比较了流动人口的工作和经济条件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新生代流动人口更追求工作的稳定性和权益保障性，如果工作稳定性越高，公司为其缴纳保险和公积金等权益保障越充分，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幸福感越高，而老一代流动人口对此因素并不敏感。徐广路等(2016)基于CGSS201。数据分析发现，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社会歧视，如收人差距和建立各种社会权利上的差异对新生代流动人口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由此产生的剥夺感削弱了其外出务工期间的幸福体验。

正如上述“代”问题存在，流动人口做出判断的主内外因素各异，使得他们对幸福判断也俨然不同。新生代流动人口更看重“发展性”需求，强调与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基本的待遇、权利保障和福利。基于此，本研究提出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代际影响差异假设”:

假设H,j:两代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

作为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体育参与对其幸福感影响的也应该存在代际差异。体育参与是现代的重要生活方式，应该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幸福感影响作用更大，但从过往体育参与影响幸福的机制来看，体育参与影响幸福存在着“健康机制”和“社会资本机制”，但“健康机制”的作用最显著困，也就是体育参与对于公众而言，“健康”是其最看重的因素，而这也是进人中老年的老一代流动人口最为关注的体育参与更能促进老一代流动人口的幸福体验。基于此，本研究提出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体育参与的代际差异假设”:

假设H4:体育参与对流动人口的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且体育参与更能提升老一代的主观幸福感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