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化不是一种对某种社会形态或者发展阶段的精确定义，而是表现为一种“指定性”趋势。在高度个体化的社会中，人们越来越认为成败、进退都取决于个人，而不是由个人无法控制的结构或所处的环境所决定。个人的主观性成为现代化社会中抵御风险的一种重要力量。中国社会也正在迈向具有中国特色的个体化时期，社会结构的个体化是中国社会个体化的主要特点。

（一）个体化社会的内涵

“个体化社会”理论这个概念来源于西方，最早由贝克、吉登斯、鲍曼等学者提出系统的阐述，现在已经成为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个领域的热门概念。它是一种社会结构与现象，反映的是有关社会制度以及个体与社会关系的一个结构性和社会学的转变，并不等同于个性化社会、个人主义社会。

个体化反映了一系列出现在全球化时代、后工业社会时期全新的社会现象与社会结构，如：职业变化（如就业短期化的出现）；公共权威的衰落和个体孤独感的增长；倡导个性与自力更生；男女之间权力天平的变化；对男女之间关系的重新界定；对私人生活和公共领域之间关系的重新界定；一种私密性、非正式性、自我表现的文化的兴起，等等。贝克将工业社会的理论用“第一现代性”指代，后工业社会用“第二现代性”指代，个体化社会是在“第一现代性”向“第二现代性”转变的过程中产生的。“第一现代性”理论将西方国家的经验绝对化、普世化，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而“第二现代性”是一种注重差异的“普世主义”，承认差异性并且重视差异性的意义。“个体化”是一个全球性的发展趋势，全球化时代没有一个国家能不受其影响，即使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也会出现“第二现代性”的萌芽。现在世界各国都进入了个体化进程，只是实现途径和特征各异。

尽管各个国家的个体化途径和方式并不相同，但依旧有一些共性可以视为规律，贝克将之归纳为“四项基本特征”，如下图。也就是说，个体化社会的出现会经历三个阶段：脱嵌→去魅→再嵌入。所以个体化就是“不再重新嵌入的抽离”。

（二）中国社会个体化的独特性

中国的“个体”和贝克的“个体”有着根本不同。贝克所说的“个体”是有着明确权利义务意识的“政治人”，而中国的“个体”是“自我主义”色彩浓厚的伦理本位和差序格局中的“个体”，依靠关系网络来获得安全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家集体瓦解、社会主义道德观分崩离析、儒家思想和相互责任和义务的共产主义结构相继坍塌，人人为己的市场经济价值观和全球化的消费主义开始支配中国的家庭生活和人际关系，尤其在中国的农村，青年们的意识形态最早呈现真空状态。自非集体化时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引进，年轻人拥有越来越大的个体空间和自主决定权，为此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是公德的丧失和自我中心消费主义的不断上升。由于中国的党和政府越来越不能也不愿意采用无所不包的传统模式对新经济力量进行政治、社会控制，这就为新的制度安排提供了新空间。中国的个体化发展道路和西方有很明显的不同，当前的中国社会处在传统、现代和后现代并存的状态，属于由多重时空压缩而成，所处阶段元素杂糅，就发展道路而言，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在路径上要借用原有的传统资源（如家庭功能、社区合作等），提升社会自主能力。在社会建设的过程中，中国传统秩序的基础受到了“个体化”的挑战，“个体化”更像是社会建设中要化解的社会风险。受到计划生育政策、人口流动政策、家庭观念变化等的影响，传统的再生产单位“家庭”开始变得脆弱，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明显下降，空巢老人、留儿童、离婚率都显著上升，“个体”更多时候成为再生产的单位。据国家老龄办 2015 最新数据统计，我国现在已有老龄人口 1.69 亿，占总人口数的 12%，这其中包括无子女和失独老人。老年抚养的比例略有上升，但也只是区区 21.58%，但丧失能力的老人却有 3750 万人。在中国的传统里面，离婚总是不光彩的事情，在旧社会，妇女甚至没有离婚的权力，“列女传”、“三从四德”这种道德标杆成为圣经。但是现在人们不仅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质量，而且在婚姻过程中也极看重自己的权利，甚至闪婚闪离，对婚姻的态度和“过家家”一样。数据显示我国离婚增长率每年都保持净增长，2009 年是 2001 年的 183%，增长速度惊人。婚姻中的道德约束的力量越来越弱，人们更愿意随心所欲。尽管社会变化巨大，但不可否认的是家庭仍然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础，重家庭的传统没有丢失只是弱化了。

中国应对社会关系个体化的路径和西方福利制国家不同，是因为中国还没有完善的福利国家制度。正如农村老年人协会的成立确实能够提高老年人的地位，保障老年人的权利，让他们感受到“老有所养”，但这并不意味着“公民社会”和“公民意识”的出现。老人们依旧将上级组织当做靠山，感激党的恩情。所以申端峰提出中国社会并不是西方意义的“公民社会”，中国社会的发展依赖外部因素，特别是需要来自政府的支持。社会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很多人被甩出原有组织，出现了社会身份的“真空”，“失管”和松散的人越来越多。社会居民构成越来越复杂，他们的需求也日益多样化，社区成为矛盾问题的集中区域，社区管理服务出现了盲区和死角，如何将松散的人群进行“再组织”成为一个棘手的难题。

（三）影响中国个体化进程的因素

1、生产集体化的解体是个体化产生的直接动因

改革开放以来，因为就业选择面的拓宽和人口流动的影响，我国就业市场呈现出灵活多元和就业短期化的特点。一种是户籍限制的放开，农村人口可以自由向城市流动，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进入工业领域成为城镇建设的一员。农村流动人口没有契约的概念，进城务工人员大多也是为了增加收入，而不是就业稳定。08 年修改的《劳动合同法》为保障农民工权利而修改，可是农民工自身为了追求来去自由并不愿签订合同，所以收效甚微。就业的不稳定影响到家庭关系，夫妻异地分离、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农村“空壳化”等都是个体化不确定性的表现。另一种是改革开放以的制度变迁推动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改革开放前的城市单位制和农村人民公社制将群众统统吸收到组织化的结构中，加上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教育，民众不仅经济上而且在心灵上依赖组织。随着市场化改革，尤其是城市国企改革，大量的民众从组织中脱离出来进入社会，组织纽带的断裂使他们被迫独立。从 1995 年到 2003 年，大量国企职工失去工作。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分流，下岗职工可以在市场选择再就业，还有一部分人选择创业，成为个体经营者。企业和员工关系的变化使得员工对企业不再有归属感，忠诚度也降低，这种雇佣关系缺少稳定感。另一方面失业潮也带来了离婚潮，说明就业不稳定对家庭关系也存在威胁。再有一种是高等教育毕业生毕业后从原来的国家包分配转变为市场就业。虽然自由择业会激发大学生的积极性，但是从延至今日的公务员热可以看出大学毕业生向往的依旧是一份稳定的工作，不稳定的工作带来朝不保夕的危机感，弱化了同事关系，强化了个体化的意识，自由的同时变得孤独。

2、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发展加剧了个体化进程

全球化的本质是生产要素的全球化，资本自由流动寻找利润空间，改变了原来的劳资关系，不再是“两种打架的生产要素”。资本获取利润的方式不再依靠简单劳动力，而是依靠科技、理念、服务，资本也更倾向于买方市场，由此导致劳动力地位下降。资本的流动导致就业观念的变化，就业呈现短期化现象。

互联网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人们尤其是年轻人依赖通过网络搜索来获取信息和知识，对于网络知识的权威性深信不疑。随着经济的发展，对获取信息速度等需求的增加，信息化和新媒体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不容小觑。由于网络社交的大红大紫，人们更倾向“线上交流”，面对面的交流越来越少，加剧了“线下孤独”。而且现在媒体对灾难事件、恶性事件的大量报道，在博取眼球的同时使这种风险后果通过网络的快速传播加剧了个体的风险认知。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16 年发布的第 3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5 年 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6.88 亿，互联网普及率为 50.3%；手机网民规模达 6.2 亿，占比提升至 90.1%。相较 2014 年底提升 2.4 个百分点。现如今，半数中国人已经接触互联网，网民规模增速提升，同时网民个人上网设备进一步向手机端集中。虚拟空间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新空间，也是新的生产空间。互联网技术占据了人们生活的边边角角，压缩了社会层级，改变了信息传播交流的方式，信息传播变得扁平化、网格化。人和互联网之间的交流替代了面对面的交流，拓展了虚拟世界，也直接扩大了个体化生活空间。

3、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关系和制度环境影响个体化进程

中国传统社会关系以家-国为轴线，沿着这条轴线由家的关系扩张为国的关系，家国同构，也可以简单地用“差序格局”来理解。上世纪 50 年代后期，国家强力塑造中国的社会关系，中国进入一个“身份制”的阶段，以政治身份区分个人，此时的国家对社会有着绝对的支配地位。

转型期的制度环境影响个体化进程。因为制度不健全、制度不公、滥用公共权力、“运动式维稳”、权力寻租等因素，政府遭遇了塔西佗陷阱。由于对政府的不信任，人们只能更依赖关系网络。中国个体化还停留在第一次现代性的解放政治的阶段。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城镇化、工业化、计划生育政策、西方个人理论的熏陶，中国社会关系又经历了一次大的变化。社会自主空间伴随着权力的下沉扩大，一些传统社会关系又重新复活。城市化的过程带来大量的人口流动，社会变得越来越陌生化，人际关系变得不稳定、目的性强。市场化破碎了计划经济时期给人们培养的集体意识和单位意识，人们不再依赖家庭，更依赖劳动力市场。计划生育政策也导致一些传统社会关系的缺失，如弟弟妹妹、舅舅姨妈等关系的消失。年轻一代对隐私和独立的追求，使得婚后搬出去住和上班就自己住这种情况屡见不鲜，降低了家庭亲密和信任的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的变化都可以用“脱嵌”来解释，脱离了传统的社会关系，失去了传统结构和制度的保护，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关系来嵌入其中，这就需要“个体化”来“去魅”、“重新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