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间交易成本与影响因素

交易就是一种权利的让渡，国家间交易实际上就是国家权利的让渡。以国家间安全合作为例，以追求安全为目标的国家，由于其独自实现安全代价过于高昂，需要与通过他国合作来实现国家安全。正如戴维·莱克所指出的那样，为了实现国家安全的目的，政府必须招募海陆空三军，购买和维护大量的军事设施，需要大量的投入以开发军事技术和军事规划，因此，通过国家间的安全合作可以实现“联合收益”，以便能减少资源的投入。国家间的安全合作涉及到国家权利的让渡。比如在安全合作中，国家将部分军队的指挥权让渡给非本国的指挥机构，国家将部分决策权让渡给多边机构等。这些让渡并不意味着国家会丧失这些权利，只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收益而让渡权利。 由此可见，国家间的安全合作也属于国家间交易的一种，受交易成本的约束。 按照科斯的定义，交易成本就是指为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所付出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在交易成本经济学中，一般认为，交易成本就是“经济系统运行的成本”，这种交易成本犹如“物理学中的摩擦力”，是无法被彻底消除的。在政治学以及国际关系领域，对交易成本的界定比较松散。有的学者使用到交易成本，但并没有给出严格的界定。有的学者基本上就是将新制度经济学中交易成本的概念不加修改的直接转接过来。在 1990 年发表的《政治交易成本理论》中，诺斯将政治交易成本定义为通过集体行动来供给公共物品所产生的各种资源的耗费。也有学者将政治交易成本具体界定为：搜寻交易对象的成本、讨价还价的成本、决策成本、监督与执行成本以及政治组织成本、政治制度运行成本。

仍以国家间安全合作为例。为了达成合作协议，国家需要获取潜在合作伙伴、掌握外部环境信息、为达成协议进行谈判，这就需要花费成本。这类成本属于“事前成本”。在达成协议之后，国家需要监督合作伙伴的履约情况，一旦合作伙伴背弃约定，需要对违约者实施制裁；在环境发生改变时国家之间需要重新谈判，这也需要花费成本。此类成本被称之为“事后成本”。

按照威廉姆森的观点，影响交易成本的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人为的因素，包括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二是交易因素，主要是指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投入资产的专用性和交易频率。国家间的交易成本也可以用上述因素来进行衡量。需要说明的是，国家的有限理性是前提性假设，也就是说当我们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去分析国家间关系时，就必须接受国家的有限理性假设。威廉姆森指出，只有承认理性是有限的，才会更深入的研究市场和非市场这两种组织形式，承认人的领悟能力有限，就会促使人们转而研究制度问题。国家有限理性虽然只是假设，但它却可以成为交易成本产生的根源。正是由于国家有限理性才会在交易中产生“摩擦力”，才会需要去搜寻信息，了解其他国家偏好，因而产生交易成本。如果国家是完全理性，国家之间所达成的合作协议就是一个“完全合同”，也就不存在后续的执行成本问题。正如威廉姆森所说，“在这样一个理性无处不在的世界中，所谓合同，也就成了计划的天下”。国家不可能预料到后续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也不可能对其他国家的行为了如指掌，因而在达成合作协议时就无法“计划”好所有的环节。

在国家间互动中，有两种因素对交易成本影响最大：一是国家的机会主义倾向；二是国家间的不确定性。按照威廉姆森的看法，所谓机会主义就是损人利己，也即通过欺诈寻求个人利益。经济学理论以理性人假设作为推论的前提，也就承认行为体的逐利行为。交易成本理论中的机会主义与这些逐利行为本质区别在于前者的“欺诈性”，威廉姆森将“欺诈行为”归结为“撒谎、盗窃、欺骗、以及有预谋的误导、歪曲、掩饰、混淆以及其他让人迷惑的行为”。机会主义行为种类有多种多样，但其本质是对契约效力的不尊重和随意违反。戴维·莱克指出，机会主义者不尊重契约义务，相反在可能的条件下寻求个人私利。在国家间合作中，格伦·斯奈德曾提出两种典型的机会主义——“被抛弃”与“被牵连”。被抛弃是指一个国家的合作伙伴逃避正式或非正式的条约义务，不能履行自己的承诺；被牵连是指一个国家被合作伙伴拉进一场不情愿的冲突或战争中。莱克认为除了上述两种机会主义行为外，还有一种被称之为“被剥削”，也就是一个国家打破协议中关于收益与成本的既有规定，最终改变协议条文，使他更加有利于自己的利益。上述这三种机会主义行为本质上都是国家为追求私利而罔顾任何协议或集体利益。当然，国家间的机会主义远远不止这些，比如对有宿怨的两个国家，一个国家常常会趁着对方国内冲突或局势不稳定时发动突然袭击，以争夺战略优势。这就是所谓的“机会主义攻击”行为。这种带有落井下石的行为破坏了两国之间书面或者默契型的关系协议，也属于机会主义行为。

不确定性是指难以预料与测度的变化，经济学家库普曼斯将不确定性分为两类：一是初级不确定性和次级不确定性。而威廉姆森认为库普曼斯的分类遗漏了机会主义的策略性不确定，也就是“行为上的不确定”。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不确定性有多重含义。布莱恩·拉思本总结了国际关系各种理论中对不确定性的看法。他认为现实主义与理性主义所说的不确定性就是指国家缺乏对其它国家意图的信息掌握，认知主义和建构主义认为不确定性不仅涉及到对其它国际意图信息的缺失，还包括对这些信息理解方式的不确定。但从交易成本理论看来，不确定性既包括国家无法掌握其他国家的意图信息，还包括对其他国家行为的不确定。不确定性不仅会影响事前成本，还影响事后成本，不确定性程度越高，国家间交易成本就越大。

国家机会主义与国家间的不确定性是相互关联的。国家的机会主义会导致国家的不确定性升高，例如，在军事同盟中，盟国的孤立主义会增加其他盟国的不确定性；同时，不确定性也会诱发国家的机会主义，例如，已经达成协议的两个国家，一方可能对另一方遵守约定没有信心，就会才率先背叛协议。

（二）交易成本与制度化之间的因果逻辑

在回顾科斯的思想时，道格拉斯·诺斯指出，科斯的著作涉及到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其中一个对于经济理论有重要意义的启示是，“当交易是有成本的时候，制度是重要的”。另外一位经济学家张五常也认为，交易成本的变化会导致“合约结构或组织结构的变化”，这是因为，“通过制度的重新安排是有可能减少交易费用的”。罗伯特·基欧汉在研究国际机制需求时同样指出，世界政治中充斥着“市场失灵”问题，制度的缺陷会带来高昂的交易成本，这些成本会阻碍国家间有效的合作。因此，为了纠正这些缺陷，减少交易成本，国家需要自觉的制度创新。所谓制度创新就是选择交易费用更小的制度安排的过程。这种通过制度创新而建立起来的国际机制可以解决国家间信息不对称、缓解道德风险，监督不负责任行为，降低不确定性从而有助于合作。

上述论断意味着交易成本的变化与制度创建之间具有因果联系。任何理性的行为体，比如组织或者国家都希望能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化收益。由此而来的是，理性的组织或者国家会比较不同的制度安排，选择最能减少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这种选择也造就了行为体的制度创新动力。当发现“零制度”环境下交易成本上升时，行为体就会创建新的制度以便减少这些额外的成本；当发现既存制度无法减少交易成本，又或者既存制度在新环境下增加了交易成本时，行为体会变革既存制度或者选择替代性制度。罗伯特·基欧汉指出，随着世界政治中问题密度的增强，实质性问题之间的复杂性联系将会提高调停不同目标的组织成本，对制度的需求也会上升。威廉姆森指出，节约交易成本的关键方法有两个：一是改变决策程序，二是设计好治理结构。无论是改变决策程序或者是设计治理结构都涉及到制度变迁问题。因此，国家对于既有制度的策略可以是利用，也可以是变革或者重建，在变革或重建中，国家都会对制度的决策程序与治理结构设计进行改革。而诱发这些行为的因素就是国家出于节约交易成本的考虑。在国内政治中，当寻租行为导致社会交易成本上升时，中央政府就有动力去推动制度改革。在国际政治领域也是如此。例如，北约从一个条约机制走向正式国际组织，其制度化水平不断提高。有学者就指出，北约制度化水平的提升与其成员国间不确定性的上升有着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