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所主要依据的数据与资料包括：

（一）欧盟与北约所公开的档案与文献。欧盟与北约的会议文件、对外行动的数据与进展情况以及二者达成的协议，两个组织领导人的讲话等等都可作为本文研究的材料。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欧盟战略研究院对每一年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文件进行了汇编，并且在其网站上可以免费获取，这为本文研究提供了便利；

（二）相关国家（主要是英法德）的政府文件以及所发布的安全战略白皮书等。

（三）有关欧盟与北约的相关新闻报道和评论；

（四）学术界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是以中文或英文所发表的专著、期刊论文以及学位论文；

（五）智库的研究报告。本文主要查阅的智库报告有：欧盟战略研究院（EUISS）、设在英国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以及日内瓦安全政策研究中心（GCSP）的研究报告。

第五节 论文结构安排

除了导论与结论之外，本文将分两个部分，共六章内容：

第一部分：主要包括第一、二、三、四章，主要解决的问题是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的成因。其中：

第一章主要为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的成因建立一个解释框架。 我们主要采用理论演绎的方法，从国际组织研究的委托代理理论中推导出决定国际组织间关系的两个因素：成员国因素与组织自身因素。以此为依据，我们提出国际组织之间关系的建立需要两种动力：国家推动力和国际组织的推动力。对于国家的推动力分析，我们主要借用了制度主义与交易成本的相关解释机制，提出国际组织的分离性重叠和多元成员国的制度偏好分歧不仅会提升国家间的缔约成本，也会导致国家机会主义，增加国家的不确定性，提高了国家间合作的交易成本。为了抑制国际组织分离性重叠背景下国家的机会主义倾向，降低国家的不确定，进而降低国家合作成本，成员国就会对重叠性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做出一种制度性安排。这就解释了国家动力的来源。对于国际组织的推动力，我们借用了资源依赖理论的解释机制，提出资源依赖是驱动国际组织间合作的主要动力。 采用分析折中主义方法，我们将解释国家动力和国际组织动力的理论组合起来，提出了建构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的双重动力假说。

第二章主要分析冷战后欧洲安全合作的战略背景。

冷战结束后，欧洲安全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从安全威胁到安全风险的转变虽然减轻了欧洲国家的安全压力，但地区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化与多元化。新的安全议题的出现需要新的安全制度来应对，而美国冷战后的战略调整进一步刺激了欧洲国家的制度需求。欧盟与北约的转型就发生在此背景之下。随着欧盟与北约的转型，二者不仅有越来越多的多元成员国，组织功能也开始发生重叠。但是，由于欧盟与北约并没有建立直接的联系，二者处于分离性重叠阶段。随着欧盟与北约纷纷成为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者，西欧国家在维护国家安全乃至地区安全方面也有了更多的选择。欧盟与北约的制度重叠也改变了西欧国家的合作背景。在此背景下，西欧国家的制度偏好也发生了变化，最明显的表现是欧洲主义的复活和上升。这一切表明：冷战时期以北约为中心的安全合作模式已经不再适应冷战后的新环境。

第三章主要分析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建立的成员国动力。

冷战后欧盟与北约的分离性重叠，导致了大西洋主义与欧洲主义的对立。欧 洲国家之间的制度偏好的分歧增加了北约转型与欧盟防务建设的谈判难度。在应对前南斯拉夫地区危机中，欧洲主义国家竭力选择欧盟/西欧联盟作为解决危机的行动框架，其背后的原因是想借助地区危机加速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以及欧盟防务建设。再加上大西洋主义国家的阻挠，欧盟通过西欧联盟派出介入部队的打算落空。在阿姆斯特会议上有关西欧联盟并入欧盟的谈判中，又由于英国的反对而使谈判落空。上述事件表明，欧盟与北约的制度重叠使得北约曾经提出的“连锁制度”并未得到实现，欧盟进入安全与防务领域并未成为团结成员国应对安全风险的利器，相反却带来了更多的分歧；欧盟与北约的分离性重叠非但没有降低成员国之间的合作成本，反而增加了合作成本。 为了减少欧盟与北约分离性重叠带来的成员国之间的机会主义，降低国家之间的不确定性，欧洲国家就需要协调欧盟与北约之间的关系，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制度性安排。英法德三国在协调欧盟与北约关系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其中英国成为协调欧盟与北约关系的发起者，法德则成为推动者。经过英法圣马洛会议、欧盟科隆峰会、尼斯峰会等谈判，英法德为欧盟与北约之间关系建立起了一系列原则和规范。这些原则与规范成为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成立的基础。 本章主要将英法德三国作为分析对象，分析它们在欧盟与北约分离性重叠情境下的制度偏好、行为表现以及推动欧盟与北约制度化的目的与意图。

第四章主要分析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建立的组织动力。

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和北约的资源汲取机制具有很多相似性，二者的资源大多来源于成员国贡献。这种资源来源的同质性造成了欧盟与北约在资源方面的依赖。自 1997 年开始，欧盟成员国开始了新一轮的削减国防预算进程，欧盟与北约资源汲取机制本身存在的缺陷以及二者资源的非对称性加剧了欧盟与北约在组织资源方面的依赖。在资源依赖的作用下，欧盟与北约的官僚与机构也开始了正式的接触。欧盟与北约大使级会谈以及相互参加对方的内部会议增进了两个组织之间的信任。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高级代表索拉纳与北约秘书长罗伯逊在欧盟与北约战略伙伴关系建立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两人通过正式会谈与非正式的接触，推动了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结合本章第二节的分析，我们发现欧盟与北约的组织间联系从松散到紧密的过程与欧盟与北约资源依赖程度的加深是相一致的，因此，这就充分证明了引发欧盟与北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组织动力就是两个组织之间的资源依赖。

第二部分：主要包括第五、六章。这一部分主要分析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的效应及其制约因素。其中：

第五章主要分析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的效应。 

在本章中，我们首先提出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可以产生协同效应，能够促进欧盟问题解决能力的提升，最终提高了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有效性。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的效应是通过三种作用机制实现的：其一是偏好协调机制，也即是它协调了欧洲主义与大西洋主义之间的分歧，换取了欧盟大国对欧盟对外行动的一致支持；其二是资源共享机制，欧盟与北约通过建立通用资源与互补资源来实现资源的共享，避免了二者之间的资源竞争，提高了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资源能力；其三是路径依赖机制，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是一种制度化的安排，这些制度性安排与欧盟与北约之间的合作具有报酬递增的特征，它可以使欧盟与北约的合作可以在非“柏林附加协议”的行动中保持下去。 本章将以欧盟“木槿花行动”与欧盟、北约亚丁湾反海盗两个案例来验证上述观点。

第六章主要分析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的制约因素及其发展前景。

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虽然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应，但其发展演化中始终受着内外部诸多因素的制约，这造成了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些因素主要包括：美国因素的制约；欧盟与北约资源共享的不平衡以及欧盟大国的国内政治因素。

在未来发展中，我们比较了三种模式：以北约为中心的地区安全构架；一体两翼；相互独立、多样合作。通过分析，我们发现第三种模式将是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在未来最有可能出现的一种的情景。

结论部分包括对本文研究的整体回顾，分析存在的不足以及下一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