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谭》曰:“学术乃人类精神活动之讲求的端底，是人类经验与理性追求的痕迹之留存。存之既久，累积成文化经典。因有此经典，后世学术自其枝娅结节处再生，精神文化之流渐至洪大也。先秦诸子仰赖六艺之学，希腊先贤注目史诗残篇，其文化之源由此而来。学术精神依赖文化经典的创造。经典之再生，又促进学术思想不断衍生。既为经典，不可滥竿。经典者非自号也，乃积久于人心也。故此云，有经典的学术方为真学术，有学术的经典方为真经典。要之，经典即学术，学术即经典。”

回顾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前存在着“过多强调唯物原则，比较忽视实践原则;过多强调客体原则，比较忽视主体原则;过多强调真理原则，比较忽视价值原则”这“三个过多，三个忽视”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学界在深入反思并取得丰硕学术成果的同时，却又走向了“实践本体论”、“唯主体论”和“唯价值论”的另一个极端。

在此背景下，陶先生提出了要自觉坚持唯物原则与实践原则、主体原则与客体原则、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的“辩证统一”。这三个“辩证统一”现在看来人所共知，但在30多年前提出来，是需要底气、勇气和智慧的。在理论推进的浪潮中，陶先生没有停留在一般原则上，而是深入思考如何把这些原则贯彻到哲学原理中并指导实践。

实践本体论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并延续多年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关系讨论中，一些论者提出的一个理论观点。正是鉴于以往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精神理解的偏颇，和对这种偏颇所做的过度反拨的“实践本体论”，为了正本清源，陶先生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理论源头，在《文集》第二卷、以及多篇论文系统地阐述了实践主导论的观点。他认为，哲学的变革从根本方而来说，是指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哲学主导原则的转换，辩证唯物主义的顶层设计是世界观，其子层是自然观、历史观、人观、认识观、价值观和方法观，这些层次相互交结，并为之旋转的枢纽叫科学的实践观，实践观点所发挥的这种作用，可以称之为实践主导论。陶先生认为，要把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称谓做统一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理解。    

早在1983年，陶先生在《哲学研究》上撰文提出，必须从作为主体的社会的人与作为客体的自然界的关系出发，来探讨认识的源泉。前者是认识起源的自然基础，后者则是认识起源的社会实践基础，其中实践的作用是第一位的、基本的关系。

陶先生还认为，社会关系的形成要从客体向度、主体向度及其统一去加以说明。社会关系是客体，人是主体;社会关系的内容是客观的，但其形式要依靠主体的人实践来赋予，来实现。从主体向度来说，强制、契约、情感是社会关系形成的三种方式。

在生产力与主体的关系方而，陶先生早在1990年主编的《现代生产力发展概论》一书有所论及，后又围绕生产力主题发表了十多篇文章，阐述了许多新观点。比如他提出生产力要素可以划分为劳动主体、工具系统、能源系统、基础设施、原材料、科学技术、生产信息、生产管理、现代教育等九个要素，在30年前陶先生就指出了管理、信息、教育这些要素的作用，在当时具有超前性和创新性。他还提出，需要和利益是劳动者主体积极性的源泉，坚持利益与劳动的直联、正比关系，这与当前解决贫富差距，确立劳动报酬在整个分配体系中比重的方向。

关于外因作用的两种形式，他早在1993年就撰文提出，外因作为条件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是一种形式，而外因经过内化而起作用，这也是一种普遍性存在，特别是表现在人际关系方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在价值本质、价值评价、价值选择和价值创新等一些基本理论，以及如何看待普世价值等问题上，还需要澄清是非，深化认识。而唯主体价值论把价值生成归结为主体，认为客体是否有意义，有多大意义，完全取决于主体对客体之意义的给予过程。这种观点在肯定主体在价值生成中作用的同时，走向了极端。陶先生在文集第1卷中明确提出，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是在人类实践、人类利益、人类理想这三个客观“基础”上的有机统一。

关于普世价值，陶先生在《文集》第9卷中提出，不能把普世需要同普世价值、普遍价值和普世价值混为一谈。普遍价值是相对的，是相对于特殊价值而言的，没有离开特殊价值且不受其制约的普世价值;相对于不同层次的价值特殊性，其价值普遍性的内涵是不同的;相对于一定层次的价值特殊性的价值遍性是客观存在的，是底线价值;任何层次的普遍价值，其形成的根据在于:该层次上各种主体价值的整体关联性，这对我们当前正确认识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指导意义。

（本文由论文平台网提供，如有更多需要，可登陆http://www.redlw.com 咨询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