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献涉及两汉洱海区域的族群记载，最早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这是洱海区域从无文字记载的时代进入有文字记载时代的开始，与此同时，被称为“昆明”“斯榆”u”的地域性族群也以非华夏的“他者”形象进入到中央王朝的视野当中。之后，《汉书》《后汉书》等史籍中的相关记载均延续了《史记·西南夷列传》的撰述体例，对包括洱海区域在内的“西南夷”族群的活动情况进行了简要的记述。然而由于地理空间的阻隔、华夏与非华夏人群的疏离，加之撰述者本身的文化偏见，能够在文献中留下历史印记的只是少数族群，而且相关记载不仅对其族称、族源、文化习俗的记载语焉不详，甚至对其具体地理空间和方位的描述也非常模糊，这些不连贯的，甚至是“碎片化”的历史叙述，一直主导和影响着历代研究者对洱海区域族群历史的认识。尽管不少学者将文献记载中族群演变的线索与考古学文化序列进行识别比较，试图找到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但实际上，由于族群流动及其空间转换的多变性，导致了问题的复杂性。所以要想对秦汉时期洱海区域族群的历史进行重构，除了传统的文献与考古“二重证据法”之外，可能还需要借助文化生态学、民族地理学、人类学等多重研究视角和分析路径。在下文中笔者拟从斯榆”个案研究入手，对秦汉时期洱海区域的族群流动与文化变迁的特点进行分析。

《史记》《汉书》《后汉书》等相关文献对两汉时期洱海区域族群历史记载除了以游牧为主的昆明人以外，还涉及到另一族群—斯(叶)榆人，关于斯榆人的记载，《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略定西夷，邓、榨、冉、雕、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又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书》说:“于是乃命使西征……因朝冉从,，定榨存邓，略斯榆，举苞满。方国瑜对此认为，“疑斯榆就是碟榆，碟即某。……司马相如所远略的斯榆就是某榆。又《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淮、句盯、夜郎、叶榆、桐师、篙唐，侯王国以什数。编发左社，随畜迁徙，莫能相雄长。方国瑜认为，《华阳国志·南中志》的这段记载，专门提出叶榆而没有昆明地名，以叶榆来代替昆明，正反映了叶榆是昆明部落中最大的族群。从上文对“昆明’，概念的释义可知，昆明作为族群名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昆明与叶榆同为两汉时期洱海区域重要族群，广义上，昆明又是涵盖了叶榆在内的两汉时期洱海区域各族群总称。方国瑜注意到史籍中对叶榆人的记载，并认为叶榆人是昆明部落的重要族群，识见可谓卓越，但较为遗憾的是，因为对“昆明”一词理解上的偏差，方国瑜似乎混淆了叶榆与昆明之间既区分又统一的关系，只是简单的将叶榆看作是昆明部落之下的一个族群，即看到了广义上叶榆统一在昆明之下的关系，而忽略了狭义上叶榆与昆明彼此作为独立族群相互区分的情况，也没有进一步从文化生态与生计方式等方面分析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

如上文所述，早在昆明人进入洱海区域之前，当地土著居民就已经在适应不同生态环境条件下产生不同的生计方式。在洱海区域的核心地带，如海东银梭岛、剑川海门口、宾川白羊村等，都是生态环境多样性的地区，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植被茂盛，居住在坝区和湖旁台地的土著人群，充分利用洱海、剑湖等高原湖泊为主的生态系统，在对环境的适应中形成了农耕、渔猎、家畜饲养等不同的生计方式。可见环境对于早期人类活动有着重要意义，人类一切行为表现包括生计类型是人类适应环境的结果，同时环境对早期人类的“族性”( ethnicity)和“认同”( identity)的形成也有重要意义。诚如沈海梅在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史前时代的很长时期捕鱼和稻作农耕是洱海区域最主要的生计类型，形成‘土著洱海人’整体中不同人群分类的基础。生计差异是洱海区域史前时期有意义的族群身份标志，生计差异产生族际意义的地方在于，不同的生计下会形成不同的寻食方式和生活方式，所使用的工具不同，所获取的食物不同，对环境的利用和依赖不同，对作物和牲畜的驯化不同，结成的社会关系不同，构成了不同人群间文化差异的核心内容。进一步讲，不论是早期土著洱海人，还是外来的昆明人，其族性及文化表征都是在有差异的生计和文化特质中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形成的。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于生活在同一地理空间但不同时代的“土著洱海人”与“斯榆”之间的关系还没有一致的看法。不过张增棋等学者认为二者在文化类型上具有同一性和继承性，指出:“斯榆是洱海区域的古老民族，至迟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起即已定居在洱海沿岸及其以南地区，从事以农业经济为主、兼营畜牧业的生产生活方式，直至青铜时代(约公元前12世纪末至公元1世纪初)亦无太大的变化。笔者同意张增棋关于斯榆人为“土著洱海人”的认识，但是对斯榆人在与其他族群长期的交往过程中，是否还能够一直稳定地维持固有的生计方式存有疑问。结合沈海梅对洱海区域史前文化的研究，笔者更倾向认为，以斯榆人为代表的汉代“土著洱海人”应该仍以渔猎捕捞和稻作农耕的生计类型为主，但是也不排除其中一部分从事畜牧业的当地土著人群，会随着昆明人的大量进入而逐渐被同化和融合的可能。另外，其他学者关于古代洱海区域土著族群的相关研究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如林超民认为:“从目前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两个方面明显反映的，我们只能认定洱海地区新石器与青铜器的创造者是文献失载的‘古代洱海人’，是洱海地区土著的定居农耕族类。‘洱海人’是洱海地区最早的居民，就是白族最早的源头。他们很可能就是唐代洱海区域的‘西洱河蛮’的先民。虽然文献记载并没有明确斯榆人的生计类型及文化特征，但结合上文对斯榆人地域、文化、生计类型的分析，可以判定，两汉时期洱海区域的土著族群中，斯榆人应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除了系统地继承了“土著洱海人”的农耕文化因素之外，又在某些方面吸收了周边其他族群特别是游牧人群的文化因子，因此其生计方式较为多元化—部分从事稻作农耕经济，部分从事渔猎捕捞，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群由于地域环境的原因混杂在以游牧为主的昆明人之中，从而使所在区域带有了游牧族群特有的文化面貌。

实际上，作为多元文化交汇的“中间地带”，秦汉时期的洱海区域，除了“昆明”“斯榆”等较大规模的族群外，也有来自于滇西北的“禽n\滇西的“哀牢”、川南的“淮人”，以及滇东的“焚人”等不同类型的族群，他们曾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生活在这一区域。由于洱海区域地广人稀，因此人们可以在山地丘陵、河谷地带、湖旁台地和平坦的坝区，找到适合他们生产和生活的空间并根据当地气候和生态环境的变化进行迁移。这些族群虽然由于经济文化类型的差异性和社会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相互间的交往、交换较为频繁，甚至因资源竞争而发生冲突，但彼此之间由于经济文化交流而完全融合的情形却相对较少。在《华阳国志》中说古代洱海区域有“上方夷”“下方夷”的人群划分，在考古发掘中，也“极少发现斯榆文化渗透或叠压在别的民族文化分布区或其他地层之上的情况。说明当时洱海区域各民族均有其较固定的文化分布区域和生活空间”。这些都反映出地理环境族对群的生计及其文化的其他方面所带来的莫大影响，使得不同人群在交往和流动的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族群认同与族群边界以及西南地区特有的“大分散，小聚合”的空间分布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