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而言之，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具有双向性:一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状况决定了社会保障的产生和发展的基本面貌，这显示了经济发展对社会保障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又通过影响社会稳定、就业率、社会储蓄率、人力资本积累、经济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着经济发展。

(一)经济发展之于社会保障

从大的方面看，经济发展主要是从工业化、经济增长速度和市场环境三个维度来影响社会保障。

首先，工业化的社会风险与社会保障的风险管理。工业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的阶段，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工业化带来的机器大生产和不断深化的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使得人类的物质财富以几何级数增长，但一也让更多的劳动者依附于机器大生产而面临失业、工伤、养老、医疗等社会风险。因此，工业化发展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创造了需求，社会保障制度成为工业化进程的“社会稳定器”。也正因为如此，在工业化进程中，一旦产业、就业、家庭、社会阶层等结构性特征发生重大变化，就会对社会保障制度提出巨大挑战，继而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适应性变革。随着工业化深人发展，从产业结构看，第一产业在三次产业中的占比越来越小，第二、第三产业占比越来越大，科技进步也促进了新产业、新业态的迅猛发展。从就业结构看，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越来越少，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人口越来越多;传统就业人口越来越少，灵活就业和在新产业、新业态中就业的人口比重增大。与此同时，工业化过程还伴随着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迁移，这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变动一道，推动着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例如中产阶层规模的壮大、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分化等。进而，与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家庭结构一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家庭小型化和少子老龄化等特征。上述变动都对社会保障制度提出了挑战，要求社会保障制度必须能够适应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家庭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不断调整和自我完善:增强制度弹性和灵活性，扩大制度覆盖面，将传统和非传统就业人员都纳人保障制度中来;调和不同阶层的利益冲突，形成新的公平共识;做好应对家庭小型化和少子老龄化所带来的养老风险激增的准备，增强制度的可持续性。在这方面，如果按照波兰尼(Karl Polani )的理解，工业化进程就是一个将个体与家庭、土地和传统生活方式分离的过程，工业化进程越快，个体越缺乏安全，对社会保障制度的需求一也就越强烈，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压力一也越大。

其次，经济增长速度与社会保障福利水平。经济快速增长对社会保障发展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经济增长扩大了社会保障基金的财源，减轻了政府的财政压力，提高了社会保障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并且为社会保障待遇的提高提供了可能。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提高社会保障待遇，不仅可以增加个体福利，而且可以增强社会成员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因此，经济快速增长期往往也是社会保障的快速发展期。反之，经济增长如果停滞甚至出现负增长，则会对社会保障产生巨大的不利影响。这是因为，经济增长停滞必然导致失业的增加和财政收人的减少。失业增加，意味着在社会总人口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创造财富的人变少，社会保障制度的收人减少，而同时制度需要供养的人变多，这必然会打破社会保障制度原有的收支平衡，需要在支出侧给予财政补贴。在经济增长停滞、财政收人减少的情况下，财政支出的扩大增加了政府财政发生危机的风险。于是，整个社会需要以更加高昂的代价来应对养老、失业等社会风险。为了保持社会保障制度的正常运转，社会的再分配程度也会加大，这就有可能打破原有的公平共识，引发关于削减福利支出、改变保障模式的政策讨论乃至行动。

第三，市场经济与社会保障基金运营。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对二者关系的认识和处理事关社会保障制度的模式选择，尤其会对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产生深远影响。如果资本市场相对成熟，存在着多种投资渠道，社会保障基金预期收益就会相对较高，有利于基金的保值增值。如果资本市场环境不佳，社会保障基金不仅难以得到稳定的收益，甚至可能会遭受巨大损失，形成支付危机，导致制度破产。尤其是积累制社会保障模式，社会保障基金规模庞大，保值增值压力巨大，必须要有成熟的资本市场，才能保证这一模式的正常运转。此外，健全的市场机制也会给社会保障基金的运营增加选择模式，形成管理和运营机构的竞争机制，降低管理费用，提高服务质量，进而提高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

(二)社会保障之于经济发展

关于经济发展对社会保障的影响有基本共识，但关于社会保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则分歧较大。在这一问题上，学术研究主要围绕社会保障对资源配置效率、储蓄、劳动力市场等的影响展开，或是以储蓄等作为中间变量，考察社会保障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第一，社会保障与再分配。部分学者从庇古的福利命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民收人分配愈均等化，意味着社会经济福利的增加)和凯恩斯主义(政府应当加强逆经济周期的宏观调控)出发，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再分配功能，从而有助于缩小收人差距;社会保障收支能对经济周期起到逆向干预的作用，有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社会经济福利，促进经济增长。另一部分学者则从帕累托效率出发，认为社会保障对资源配置的作用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亨利·艾伦(Aaron ,1966 )以帕累托效率为标准，给出了养老保险制度选择的“艾伦条件”:当市场实际利率小于人口增长率和工资增长率之和时，现收现付制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代际帕累托最优。从养老保险制度的筹资角度看，由于市场利息率低于“生物收支率”，因此现收现付制优于基金制。

第二，社会保障与储蓄。费尔德斯坦认为，现收现付制对私人储蓄具有负面效应，现收现付制度不能增加政府的储蓄;同时，由于征收个人社会保障税，弱化了私人储蓄的能力，减少了个人生命周期储蓄，因而对私人储蓄有“挤出效应”(也即“资产替代效应”)。据费尔德斯坦估计，美国的社会保障计划造成个人储蓄降低了40%左右。他还认为，社会保障由于减少了储蓄和资本积累，因此也降低了资本/工人比率，导致生产率下降，工资降低，是“劫贫济富’，式的再分配。巴罗构造了一个具有利他主义因素的生命周期模型，得出了养老保险对家庭储蓄影响的“中性理论”，认为在有遗赠的条件下，利他主义所导致的遗产会抵消现收现付制下的收人转移，社会保障的资产替代效应将会被消除。如果私人部门的遗产机制能够完全抵消养老保险体系的公共转移支付，在这种状况下实行的现收现制养老保险体系并不影响储蓄。杨立雄指出:经验研究表明，现行的社会保障与储蓄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由此可见，在社会保障与储蓄的关系这一问题上，其研究结论仍然存在较大分歧。导致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基金积累制可以在初始阶段通过较高的缴费和较低的养老金待遇支付而产生更多的国民储蓄，但随着支付高峰的来临及新进人的劳动力的减少，国民储蓄则相应降低。因此，增加的基金积累是否会抵消其他储蓄主要取决于影响储蓄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第三，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戴蒙德和莫里斯的研究指出，养老保险制度可能带来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巴尔则认为，模拟养老金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是一项相当复杂的工作。另外一些研究结论认为，养老金将减少劳动力供给;而其他一些研究者则认为养老金对工作积极性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相互冲突的结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解释:第一，模型选定的不同;第二，给付和税收的差别对待;第三，样本选取的不同。尽管养老金可能不会对总的劳动力供给产生影响，但雇主养老金计划能够影响到个人的决策:养老金的设计可以减少逃避工作的行为;授权准则可以降低劳动力周转率;给付条款鼓励年纪较大的工人早一点退休。

第四，养老金私有化改革与宏观经济。奥尔巴科和科特里科夫创立了55期动态生命周期模型(A一K模型)，进而对现收现付制向完全基金制养老模式转轨的宏观经济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养老金的私有化改革将增加长期稳态经济的资本存量和产出水平，激励劳动供给和提高净福利。然而，这一研究结论受到不少质疑。例如，霍尔兹曼对智利社会保障改革进行的实证研究显示:直到1989年，智利养老金净储蓄仍然为负，此后才有所缓解。这说明基金积累制对储蓄的正面影响不明显，智利模式的养老金改革对私人(国民)储蓄影响的传统假说站不住脚。尼古拉斯·巴尔、大卫·怀恩斯认为，产生于退休金大规模积累的大量的养老金领取者的负储蓄将超过少量的下一代劳动者的正储蓄(以退休金交费的方式)。在一个既定的产出水平上，储蓄水平的下降会产生通货膨胀的压力，减少退休金的购买力，基金制的结果与现收现付制方案下的情况完全相同。郑功成指出，智利模式并未减少新制度的运行成本;在经济周期不可避免的现实经济环境中，养老保险私营化管理更易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

此外，不少学者还对养老金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养老基金与资本市场的关系、社会保障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在这些研究中，一也都存在着一些截然相反的结论，让人倍感困惑。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之间相互影响的因素是多元的，相互作用的渠道和作用机制是复杂的。例如，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之间就存在着通胀率、就业率、经济结构、财政收人、储蓄、劳动力市场等诸多复杂的变量，这些变量同时还受到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