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和研究问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浪潮下的国际传媒企业合作愈发深入，跨国或跨境媒体收购行为接连不断。一方面，大资本企业通过投资、收购、合作等方式，迅速进入了国际传媒的主战场，带来国际媒体产业中的资本流动。另一方面，在市场和资本因素之外，地缘政治因素同样构成跨国传媒收购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探讨国际收购中如何处置社会争议、言说收购行为正当化乃至进行危机传播管理等问题。

同样是在地缘政治背景下，不同于跨国媒体收购，跨境媒体收购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地域关系。二战之后，部分被殖民地地区重新回到原来的主权国家，但因其长期受到殖民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的影响，使其较难在短期内完全融入原属国家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活，这些地区还因此成为国际政治角力的舞台。作为长期受到资本主义制度影响的前英属殖民地，香港就是这种地区的典型代表。

近年来，香港本土主义思潮有所崛起，不同政治意识形态光谱的媒体尤其新兴的网络媒体对于港人的价值观具有重要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内地企业与香港传媒合作发展呈现出特殊的张力关系。阿里巴巴集团收购香港《南华早报》就是观察这种张力关系的典型案例。在这个案例中，我们不能把该收购过程仅仅看成是收购双方符合两地社会制度规范做出的市场行为，而是要将其放在社会公众的普遍利益和国家或地区的意识形态中去考察。在阿里收购《南华早报》前后，媒体和社会各界主要聚焦于收购行为的背后意图、可能产生的影响等方面展开讨论。相关讨论逐步聚焦在关于收购行为正当性(Legitimacy的质疑和辩护。正当性是理解国际收购过程中的各方话语表达的重要内涵，收购双方通过话语实践将其收购行为正当化，以此回应社会公众的质疑。它本身既是一种契约的宣示，又在建构收购行为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从话语分析的视角出发，探讨收购双方如何通过其声明或公开信等话语行为建构其正当性。同时，本研究还要讨论在收购行为过后，不同类型的媒体行动者是如何理解和阐释这一收购行为的，由此检视收购双方话语表达的可能影响。具体来说，文章的研究问题主要包括三个层次:首先，阿里巴巴集团、南华早报作为收购双方，通过何种话语方式以及在何种层面建构收购行为的正当性?其次，内地媒体和香港媒体是如何表述和理解这一收购行为的，其话语实践的特征和背后的社会意涵是什么?最后，本研究针对跨境媒体收购正当险的难题与挑战提出一些应对策略。

(二)文献回顾

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是国际媒体收购的第一次浪潮，那么，当下以世界互联网科技企业引领的跨国或跨境媒体收购则开启了第二次浪潮。前者是传媒业发挥规模效应的媒体集团化实践;后者则是在“资本和科技拯救传统新闻业”框架下进行的企业优势互补行为。谢耘耕认为，“传媒业作为一个高投入、高产出的行业，规模效应和强者为王是传媒经营的铁的定律”。为此，通过并购可以发挥协同效应、实现资源共享，是“效率比较高的方法”。近年来，学者们围绕亚马逊收购《华盛顿邮报》、日本经济新闻社收购英国《金融时报》和阿里巴巴集团收购香港《南华早报》等媒体收购案例进行了研究，主要是以经济学视角探讨传统媒体数字化转型、传媒产业价值优势、中国企业如何拓展海外传媒市场等问题。

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跨国或跨境收购行为是企业在空间中的制度和权力延伸过程。如传媒大亨默多克通过跨国收购已经控制欧、美、亚、澳等几大洲国家和地区的媒体，并由此影响部分地区的媒体话语权。此外，在探讨跨国媒体收购过程中，不少学者们都注意到收购行为引发的意识形态争议问题，跨国媒体收购被视为所在国向输入国或地区进行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双向输出行为”。事实表明，输入地区社会民众尤其担忧媒体成为他国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警惕该行为背后引起的对所在地区和国家进行意识形态占领、思想控制以及文化入侵等消极后果。如在2010年，南方报业集团和成都博瑞传播组成的中方财团竞购美国《新闻周刊》遭到拒绝，向熹认为，竞购失败的原因“可能在于竞购者的国籍，而不是给出的价格”。

目前，已有部分学者从话语分析角度研究国际收购中的正当性构建。Sally Riad等学者以中国联想集团收购美国IBM公司的个人电脑业务为例，研究发现，媒体通过散漫的主题(安全/和平崛起威胁)、情感修辞(恐惧/快乐)和意识形态(冷战/全球主义)来建构中美之间的国际关系。可见，媒体对于国际收购当中的正当性和国际关系塑造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Vaara和Tienari认为，在国际收购中，话语策略和身份叙事会影响到组织变革以及行业重组的文化构建，也正是通过对身份和利益的故事讲述来正当化或抵制国际收购行为。如在一项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收购澳大利亚一家公司的案例研究发现，理性主义(rationalistic)的话语、民族主义( nationalistic)的话语和政治意识形态(political-ide-ological)的话语等三种话语与国家利益并不相符，这些话语将会有损并购的正当险0。彭长桂和吕源研究发现，话语在重大战略选择之后组织正当性的构建和沟通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一种语言层面上的组织行为，而且是构建组织正当性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企业战略实质行为的有效识解途径。本研究中，我们也将具体考察中国内地媒体和港台媒体的话语实践，看他们如何吸纳收购双方的正当性话语或重新建构了其他正当性话语。由此，可以比较媒体与收购双方的话语差异，把握两类行动者的话语互动过程，进而对其话语表达的效果做出评估和阐释。

(三)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对象和分析内容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收购双方的话语实践，主要分析材料包括: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蔡崇信《致<南华早报>读者的一封信》、《南华早报》集团公告以及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关于收购《南华早报》相关媒体采访和讲话内容;第二类是媒体的话语实践，主要分析材料包括:内地媒体和港台媒体的新闻报道。内地媒体具体包括综合类媒体和专业财经类媒体，港台媒体包括《大公报》《香港商报》《明报》《壹周刊》《中国时报》《自由时报》等。

本文主要使用社会学家威廉·甘姆森提出的“建构性话语分析”方法。我们先对收集到的所有公开文本进行反复阅读，确定其中较为明显的主题，然后深入和解构相应文本，再将其中的主要议题重构为几个意识形态集束(ideological packages)。本文主要将正当性话语建构的不同类型作为意识形态的具体分类标准，每个意识形态集束包括结构框架、隐喻、范例、警句和描述等分析内容，最后按照不同行动者的话语实践进行归纳、总结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