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八年的浴血抗战终于赢来了最后的胜利。1945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举行全国教育善后复原会议，要求内迁的专科以上学校应回迁复原。这样，全国内迁69所高校的大部分再次收拾行囊、长途跋涉迁回原地。北京中法大学也于1946年10月中旬复原回到北京，所属附属中学仍留在昆明，改名为昆明中法中学。1950年5月，人民政府接管了这所学校，定名为昆明第五中学。随后，中法大学因种种困难无力续办，最终宣布停办，原文史系、法文系合并到北京大学，经济系、生物系合并到南开大学，数学系、化学系合并到华北大学工学院。尽管如此，中法大学的存在及西迁仍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对促进云南发展起着推动作用。

(一)促进了云南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

云南地处西南边睡，自古以来，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一直较为缓慢。尤其近代以来，云南地区的高等教育非常落后，直到1922年12月8日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宣告成立，云南历史上才有了第一所正规的私立高等学府。全面抗战爆发后，众多高校迁滇，为云南的高等教育带来了强大的师资团队以及新的发展理念、新的办学体制、新的教育管理方法，云南的教育也因此蔚为大观，并且在内外条件的相互作用下，云南地方高等教育在沿袭旧制的基础上进行一系列调整革新，在办学体制、教育管理等方面逐渐走向正轨，客观上推动了云南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

就中法大学而言，搬迁至昆明后，做了更适应战时状况的调整，在校务组织与管理方面，仍然实行中法两国合作办学，但中法大学是“中国自动之教育，而由中法人士所组织的校董会从旁襄助”，它拥有完整的校务组织和管理并且基本以中方为主，实行校长负责制(设校务秘书辅助校长)，教职工均采取聘请制，期间除随迁的中法大学教授外，还大量聘请内迁其他高校的知名教授，既弥补了师资的不足，也起到了资源共享的作用。学校各种规章制度和其他重大事项均通过校务会议进行审议。在校长负责制的前提下，大学部(理学院、文学院)设学院学长、教务主任、训导长，中学部设主任，代理校长主持校务，召集举行教务或校务会议。可以说，中法大学仍把法国大学区制的精神带到了昆明，重视大学、中学、小学(小学教育在昆明无力兴办)的衔接教育，它与其他国际合作教育事业或教会学校不同，“中法大学盖欲融会中外，而实现一种理想之教育制度。”中法大学在昆期间，许多中法大学校友从海外学成归国后也纷纷选择来到昆明，“分布在学术界、教育界、医药卫生界、科技界任职任教。中法大学留学海外的范秉哲回国后便任云大医学院院长，并开办慈群医院;杜菜回国后，继任云大医学院院长，并开办了云大医学院附属医院;赵雁来回国后除在云南大学任化学系主任之外，还开办了大利化工厂。此外还有蓝瑚、刘崇智、卫念祖、李秉瑶、郭佩珊等知名专家、教授，对云南教科文医卫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f87，这些中法校友在归国任职任教的同时，注重把中法大学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的精神继续发扬光大，为战时的云南培养了大量的应用型人才。

(二)促进了云南地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

在中华民族遭遇民族危亡的时刻，抗战大后方的爱国民主运动有着凝聚民族情感、激发爱国热情、弘扬民族精神的作用。在云南历史发展过程中，“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民主运动都充分展现了云南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自治、民族自主的爱国动因。但由于诸多原因所致，云南的爱国民主运动始终被局限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并没有成为近代中国爱国民主运动的中心。然而随着西迁高校的到来，也使这一境况得到极大的改变，云南成为滇西抗战大后方的重要“民主堡垒”。

中法大学师生同其他迁移到昆明的北平师生，把“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和爱国学生运动的优良传统，一起带到抗战大后方，同时带动了云南本地师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在昆期间，无论是民主集会、示威游行亦或是上街发传单、贴海报、成立街头演讲宣传队，还是建立进步学生组织，创办宣传革命精神的报刊等，中法大学师生都积极参与并走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中法大学学生自治会由文史学会出面，还“组织、举行有针对性时事和学术讲座14次。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吴晗教授讲的《明代特务组织—锦衣卫和东西长》，以古喻今，讽刺、咀咒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的罪恶活动;闻一多教授讲的《庄子的反儒思想》，启迪青年学生反正统、破束缚的革命意志。”川可以说，这种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精神的传播，有力冲击了黑暗政治和旧文化、旧习俗，使得云南地区兴起一阵思想解放的潮流，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强化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鼓舞了云南人民敢于打破陈规旧习，为建立新生活而斗争的勇气。许许多多的云南优秀青年也因为包括中法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在内众多知名院校的到来，获得了进人一流高等学府深造的机会，同时，这些优秀青年学生在经受过民主科学思想的洗礼与熏陶之后，则成为发起爱国民主运动的先锋战士。一些进步青年主动深人下层群众，宣扬民主科学的思想;一些进步青年则利用自己学的专业技术之所长，为滇西抗战贡献力量;一些进步青年甚至于走向了抗战救国的最前线。

(三)促进了法国文化在云南地区的传播

中法大学作为中法两国的文化交流机构，是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材，沟通中西文化”为宗旨。在促进中法两国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创办校刊，通过译介介绍法国的教育、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各方面，也是文化传播与交流的一种重要形式。从事这些译介工作的主要是中法大学的留学生，他们利用精湛的语言功底，译介了自中世纪至20世纪各个不同时期法国作家的作品，向中国知识界作了非常好的推介，在传播法国文化精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中法大学的留学生也把中国文化带出了国门，诸如，徐仲年旅法期间曾发表了《诗人杜甫》《红楼梦简介》《自居易研究》等法文学术著作，并将《杜甫诗选》《中国诗》《呐喊》等译成法文。

中法大学西迁至昆明后，仍将促进中法文化交流的任务进行到底，这一做法也使法国文化进一步在云南传播。在此期间，除了开设法语广播节目，最为突出的是创办了《中法文化》月刊。该月刊于1945年8月25日创刊于昆明，1946年7月31日终刊，共发行12期。《中法文化》月刊的发行人为熊庆来，主编陈仓亚，编辑叶汝琏，从第2期开始编辑为林文铮、叶汝琏、梁志宏，第11,12期合期编辑为林文铮、朱锡侯、叶汝琏。“《中法文化》撰稿人多有留法经历，且主要是中法大学师生，对法国和法国文化有深厚的感情。其中又以文学、艺术方面的学者为主……，登载的文章多为文学翻译、评论和创作，如吴达元的《巴黎大学》《孟德斯鸿》《法国预言诗诗人拉封登》《卢梭》《服尔德》，林文铮的《漫谈法国诗风》《巴黎丁春花·悲天曲》《吊梵乐希》，陈定民的《中法文化交换之问题与前瞻》《纪念法国汉学家马伯乐教授》，王佐良的《波特莱的诗》，杨周瑜的《古尔蒙与艾略特》，等等。《中法文化》主编陈仓亚还曾在创刊号《前言》中表示，中国文化辉煌灿烂，“在世界文化中独树一帜”，同时又“不断地需要域外文化的刺激和输人，籍以改进自己，使适应世界潮流”。在陈仓亚看来，他认为“西洋文化中，法国文化是站在前列的”，应予大力推介，让中法两国人民通过交流，亲密合作，为世界未来和平而努力。

总的来说，抗战期间我国高等院校西迁，为物质文化落后的西北和西南地区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发展带来了蓬勃生机。尽管迁徙、办学异常困难，但师生员工们仍克服困难，为抗战建国、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培养了大量的后备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西迁高校的到来打破了抗战之前，中国高等教育区域分布极为不均的现象，客观上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布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开启了这些地区“跨越式”发展的历程。本文以私立中法大学为例，论述了私立中法大学迁移云南期间对云南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及历史意义，一定程度上成为西迁高校运动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