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板”一词，源于管理学中的木桶理论，由美国管理学家劳伦斯·彼得提出，原意是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子。如果换一个视角，用社会系统理论去解释，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首先取决于木桶这个整体，即所有板子长则装的水就多，反之则少。其次才取决于整体中最短的那块板子。正如帕森斯在他的社会系统运行理论中强调的那样，社会是由各个不同要素组成的，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并认为整个系统的各要素以确定的方式联结在一起，如果社会的某一部分发生变化，那么也会对社会的其它部分产生连锁后果。沃尔特·巴克莱在他的社会系统理论中提出了机械论、有机论和适应性等3种社会系统模型，特别强调信息、关系和过程，强调以自调节、自导向、自组织为特征的正、负反馈过程。巴纳德的社会系统理论学派主要关注组织的作用，认为在管理和发展过程中组织是一个协作系统，要促进整体的发展，协作系统必须具备协作意愿要素、共同目标要素和信息联结要素。

按照社会系统理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四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一个整体，也就是一个由四块板子构成的完整的“木桶”。在这个整体中，农业、工业的现代化，为科学技术和国防的发展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而经济的发展又需要强大的国防力量来保卫。科学技术又是实现农业、工业和国防现代化的关键。显而易见，只有将四个方面紧密结合起来，协调一致，同步发展，才能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体发展，任何一方面或一要素的滞后或短缺都会给整体造成影响。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应探索建立符合国情的协作系统、正负反馈机制和现代化模式。

农业现代化之所以成为“短板”，除了上述我国现代化整体发展程度不高，也就是受所有木板的长度不够长的制约外，主要是农业现代化基本要素自身长少短多。据《中国现代化报告》(2012)披露的数据:1980年中国综合农业现代化指数为29%, 1990年为33%, 2000年为31%, 2005年为32%, 2008年为38%。如果按2000年到2008年年平均增长1个百分点计算，则到2015年可达到1500。这也就是说，我国距农业现代化还有一大半路程要走。

(一)“手短”: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落后

一定的工具和相应的技术，是农业生产、加工、存储、运输、销售的基本手段，它像一个人的手一样不可或缺。众所周知，从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农业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即生存农业阶段、混合农业阶段和市场农业阶段。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到目前为止，农业三个阶段的特征并存，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地区还处在生存农业阶段。一些地方尤其是大部分高原地区、山区和丘陵、沙漠地区的农村，农民仍利用简单甚至简陋的生产工具，只从事一两种农业生产，生产的目的是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生产的产出量和劳动生产率低下，土地和劳动是主要的生产要素投入，资本投入极少。即使已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良种、农药、化肥、地膜等有效适用技术，也因受人的文化素质、知识水平以及产品质量、价格或供给不足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其应用规模、程度和效益非常有限。生态环境的严酷，技术及其应用上的局限，加上农业的生物特性，使农民对自然环境的变化基本上无能为力，对生产中的不确定因素、自然灾害及其他风险难以应对。在这种条件下，农民要么无能力要么不愿冒风险采用先进技术和改变生产结构，只能以维持生存的最大需求为生产目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延续着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承袭着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模式。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研究与实证分析》研究报告提供的信息，在本世纪初的2001年，中国农业现代化实现程度为31.7%，目标值尚未完成1/3。在农业生产手段方面，指数为20.36%，刚完成了1/5的路程。在6个分项指数的测算中，农业科技化水平为5.们%，电气化水平为6.99%，信息化水平为20.66%，机械化、水利化和良种化水平分别为30.29 %、22.57%和37.98%，其实现程度均未过半。

(二)“腿短”:农业生产条件差和生产能力不足

农业生产条件和产出能力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也是农业发展的“劲腿”。我国2/3的耕地在山区和半山区，高山、沟壑和梁命切割造成了地理封闭、交通不变和国土整治困难，水利、电信建设投资高，增大了农业生产运营成本和对外交流交往的难度，也减弱了技术要素输入、生产要素流动的速度和规模。市场对产业的媒介拉动功能受阻，使改变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和提高农业产出能力的努力受到很大限制。

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的流动以及城市市场对农业生产要素的拉动，是农业发展及其现代化的又一条“劲腿”。但由于特定的自然环境、地理屏障封闭和一些制度缺陷，农业劳动力流动仍呈现出分散性、不稳定性和低文化技术的特点，这不仅给城市化带来许多丞待解决的问题，而且给农村建设和农业发展造成新的困难。尤其是农业发展所高度依赖的市场环境，在国家宏观市场经济大背景和其他因素的制约下，仍然呈现出狭小地域性、零碎性和应时性特征。在这种发育极其缓慢、功能弱小不全的市场环境下，不仅农业发展所付出的“市场成本”极其昂贵，而且也影响着农村社会的信息沟通、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发育和成长。再加之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太低，大多数农民仍然以个体身份和角色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博弈、应变和自救能力不强，常常成为市场竞争的弱势群体而受到伤害。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本世纪初的2001年，农业生产条件指数为52.83%，距目标值刚刚过半。从构成农业生产条件的生个二级指数来看，市场环境指数实现程度刚超过50%，农作物生长环境指数在50%以下。农业产出能力很弱，离目标值还有叮5的路程要走。从构成农业产出能力的生个指标看，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实现程度不足1/3，劳均农业产出能力和农业供养能力的实现程度均不足1/5。据《中国现代化报告2012)), 2008年的劳动生产率，法国和日本是中国的100倍，美国和加拿大是中国的90倍，德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意大利是中国的50多倍。

(三)“身短”:农业资源I乏和人的素质低下

资源是农业发展的耕植之基，也是农业现代化的“强身”之本。从整体上讲，中国农业现代化之短首先短在资源票赋和存量上。前面说过，农业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整体系统的分支系统，它由农村社会主体农民、农业资源、农业条件、农业技术、农业环境等要素构成。我国土地资源短缺，人多地少矛盾突出，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对农业现代化形成刚性约束。20年前的1996年，我国耕地总面积为1.30亿公顷，10年后的2006年降为1.22亿公顷。在之后至今的10年中，虽然由于有序推进国土整治和复垦开发补充，耕地不断减少的势头得到一些遏制，但我国人日在不断增长，尤其农村人日相对增长更快，因而人均耕地面积逐年减少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对农业现代化整体系统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由于长期采取了一味追求高产目标的农业技术路线，农业资源处于粗放型、浅表型、失度型开发状态和超负荷状态，由此造成的农业资源和生态环境危机，消减和延缓着农业现代化的速度和效益。

作为农村社会主体农民的受教育程度、科学技术水平等人文素质，也像农业资源一样对农业现代化形成硬约束。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的统计，2012年，我国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年多，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只占2.93%，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占了12.63%，初中文化程度占53.03 %，小学文化程度占26.07%，文盲半文盲占5.30%。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高中文化程度的农民超过了1/3，大学文化程度的达到5.3%。由于我国农民整体素质大大低于已经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因此农业现代化在整体上“身子短”、“个子小”就成为很自然的事了。上述“三短”可能还不足以全面解读农业现代化“短板”之短，但这些绝对足以让中国农业现代化裹足不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