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关怀的大视野大胸襟是西部文学 ——走出西部、超越时空的关键
论文作者:草根论文网 论文来源:www.lw360.net 发布时间:2017年05月08日


   

让文学回归文学,卸掉它身上那些多余的尘埃、重负,而要真正回归文学,关键就是作家—作家的素质、作家的修养、作家的视野、作家的胸襟、作家的人文关怀。谈西部文学的走向与发展,不谈作家素质、眼界的提高,等于是纸上谈兵。西部文学要在思想和文学的创新中走在全国前列,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首先,就是作家自身的问题,有人提到政府的支持,支持是很重要,但文学并不是外力能够支持上去的。作家的创作总离不开自己生活的土壤,西部作家生在西部,长在西部,也最好写西部,只有在西部的土壤上才能开出自己文学之花,但仅仅限制在西部,也不会走在全国前列,还必须眼观世界,吐纳风云,有全国胸襟,才能写全国文章,有世界胸襟,才能写世界文章。1930年代鲁迅那批作家为什么写出了那么好的作品?我想与他们的博大胸怀,广阔眼界,世界视野,关系甚大。他们吸纳着当时世界的最新知识,与世界同步。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开始与世界接轨,渐渐地在世界上有了反响,出现了一批好作品。西部文学也蒸蒸日上,呈现一派新面貌,尤其以路遥、贾平凹、陈忠实、张贤亮、昌耀、阿来、周涛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家,为西部文学赢得了全国甚至世界声誉。但就整体文学水准来说,依然不是很乐观,有影响的作品和作家还是太少。即便张贤亮、贾平凹这样的大作家,依然有着许多他们自身难以克服的缺点,影响了他们文学的进程。贾平凹的农民视角、农民情结、士大夫情休,现代意识的欠缺对他的文学创作负面影响很大,直接抑制了他文学精神的张扬。而张贤亮的小说大多除了倾诉苦难以外,并没有提供给读者什么新东西,那种忏悔意识的缺乏使得中国当代作家普遍缺乏深度和高度。洪子诚先生在《问题与方法》第匕章中这样写道:    

狠琐也可以,但叙述者同情这种狠琐,这是很奇怪的。当时我读了《绿化树》,读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对章永麟的感觉非常复杂,我觉得很厌恶。最不能忍受的是那种“自虐”和“自恋”。    

关于张贤亮小说的缺陷,我发表过一篇万字长文《罪感的缺失与苦难的倾诉》,这里不再展开。    

俄罗斯哲学家另{{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一书中说:“而托尔斯泰的呐喊则是那种处在幸福的环境中、拥有一切,但却不能忍受自己的特权地位的受苦人的呐喊。人们追求荣誉、钱财,显赫地位和家庭幸福,并把这一切看成是生活的幸福。托尔斯泰拥有这一切却竭力放弃这一切,他希望平民化并且和劳动人员融为一体。在对于这个问题的痛苦中,他是个纯粹的俄罗斯人。”有论者指出,托尔斯泰的罪感不是个人现象,他是俄罗斯民族的一个突出代表。只要想一想在俄罗斯文学中,从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开始的“忏悔的贵族”、“忏悔的知识分子”系列形象就知别尔嘉耶夫所言非虚。    

而中国文人没有这种罪感,因此也就很难有这样足够深刻的文学作品。清华大学中文系徐葆耕先生说:“罪感,只是一种情感。对于改造社会现实而言,它的作用很有限。但对置身于不公正的现实中的知识分子来说,它意味着尚未泯灭的良知。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条件下,艺术家们对于罪感的自我忏悔促使他们的笔触突破表层而到达社会与人的心灵深处。对人的灵魂的深层表现,使俄罗斯文学超越英、法、德,成为十九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勃朗峰。没有这种‘罪感’意识,就不会有《叶甫盖尼·奥涅金》、《当代英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样的力作。’,    

中国文人往往把一切过错都归咎于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每一个错误甚至罪恶后面,往往没有责任人。在文学创作中也往往满足于一种乐观精神。中国农村改革,他们歌颂农村改革;中国农村实行村民自治,他们表现村民自治;中国政府反腐败,他们也来反腐败,等等,人云亦云,如何产生大作品、大作家?他们写农村的小说,甚至还远远没有达到赵树理的水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病贫交迫的人忧伤的目光,既是人间又非人间的,爱与恨,罪与悲痛,他的所有声音都是人的挣扎,一边是茫茫黑暗,一边则通向光明。”鲁迅在1908年说过:“托尔斯泰也……伟哉其自忏之书也,心声之洋溢者也”。鲁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解是中国作家里最到位的。因为鲁迅也是挖倔自己灵魂最彻底的,他说,我经常毫不留情地解剖人,但我更毫不留情地解剖自己。鲁迅最反感那些自命不凡,瞧不起中国人尤其农民的人,这也是他和林语堂反目的一个原因。    

同样是现实主义写法,我们更多的是爬行的现实主义,而没有站起来,更没有飞起来。这与作家的精神世界关系甚大。我们的作家缺乏一种知识分子精神。    

什么是知识分子?另{{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里说:“俄罗斯的知识分子的始祖是拉季舍夫……当他在《从彼得堡到莫斯朴}旅行记》中说‘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时,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便诞生了。”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热爱人民的,怀有侧隐之心的,并且承认良知或良知至上的,懂得自省和悔悟。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充满“忏悔”、“出走”、“自救”、“复活”等题旨,他过着贵族式的生活,但对它抱有非常的反感,以至于“自己下田种地、不吃荤菜,心里产生负罪感”,他在一文中说:“面对成千上万的人饥寒交迫与屈辱,”“而我,以自己的养尊处优,不仅是这一社会罪行的姑息者,而且还是罪行的直接参与者。”    

总之,文学就是文学,我们说西部文学,只是就其区域而言,只是为了阅读的方便,研究的方便,言说的方便,并不是文学真的可以划区域,或者有区域文学。文学只属于个人,如果没有个人,也就没有文学,没有鲁迅,哪来《阿Q正传》?没有福克纳,哪来《喧哗与躁动》?没有莎士比亚,哪来《哈姆雷特》?等等,我们可以列举一大堆。而西部文学目前在成就中有危机,在危机里也有机遇,我们的西部文学在写作中还有许多误区,超越或克服这些误区,作家的大胸襟、大视野,及其人文关怀,悲情怀,是最为关键的,它是产生大作品、大作家的前提之一,也是西部文学在思想和文学的创新中走在全国前列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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