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这不仅折射出我国对当前的生态问题的重视，同时也为对我国现阶段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汲取生态伦理思想，同时也要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生态伦理意蕴进行挖掘与梳理。《齐民要术》(以下简称《要术》是我国古代农学家贾思瓣对北魏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域的农业科技成果进行记载并整理而成的一部综合性农学著作，具有相当丰富的生态农学知识、农业耕种技术及农产品储藏方法。而其著作《要术》是在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思想指引下所编撰出来的，其必然表征着对人与自然共命运的关切，具有深刻的生态哲学意蕴。         

“自欧洲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人类的技术理性和功用理性占据了主导地位，理性被人类运用于任何一个领域，把征服自然的一切行为都当作理所当然的、正义的，”正当人类高歌进军自然界之时，恩格斯就警告过人类:“我们不要过分的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这样每一次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的胜利，初期确实都取得了预期的结果，但往后再往后，结果就完全不同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被打破之后，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接踵而来，从臭氧层的破坏到生物多样性的减少，从酸雨的出现到全球性的气候变暖，这无不是“控诉”着人类理性的狂妄和人类的贪欲。如此，守护生态平衡的生态伦理学也就应运而生了，生态伦理学问世于20世纪中叶，其旨在是为实现由人际伦理向自然伦理的拓展，反思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实现由进军自然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转变，寻求与自然和谐共生。    

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哲学意蕴主要凝结在“天人合一”这一命题的思考上，从儒家的“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署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到佛教的“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变易”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大般揉磋经》)，再到道家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庄子·齐物论》)儒释道三家所提出的理论形态虽然各不相同，但对于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思考却是趋同的，都是倡导以万物为友、复归自然，尊重大自然的本质属性，与大自然通溶为一。 

贾思瓣认为在农业生产中必须以“天人合一”的和谐观为基础，以“顺自然”与“骆马首”相结合的农业科技伦理为指引，做到顺应天时、迎合地利与把握物性，杜绝过度的生产与消费，把人的欲望约束在自然的承受能力范围之内，保持天、地、人、物四者的和谐共生、互为一体。    

从《要术》的文本内容分析，不难发现它所阐述的生态农业思想与“天人合一”的和谐观、当代的生态伦理观是趋同一致的，都是提倡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融入自然，与自然通溶为一，在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