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贵族群体在与王权的抗争过程中一度联手行动，但贵族总是以自己的私家权益为本位，并且用其来引领自己的行为与立场。尤其是当他们面临的共同威胁不复存在之后，合作的基础也就消失，私家利益的不一致势必导致相互间的剧烈冲突。而埃莉诺寡妇产问题上的争执，决定了蒙福尔和克莱尔之间的政治联盟势必出现裂痕。   

1258年4月，以蒙福尔和克莱尔为首的七名贵族仗剑于威斯敏斯特大厅，架空了王权。5月，国王被迫下令，“咨议会的十二名成员和他们所推选出来的十二名贵族，将在下个圣灵降临节于伦敦聚集，以改善国家的状况。国王将会执行他们制定的任何法令”。6月，贵族们传唤艾玛、威廉、杰弗里、盖伊至王廷进行审判;;7月，吕西涅人被逐出境。⑦王国的政局落人到由克莱尔等人控制的巧人议会手中。改革的发起是两人合作的开始，王权的架空、吕西涅兄弟的被逐是合作带来的硕果。但是随着吕西涅兄弟的被逐，私家利益成为两人行动的首要权衡，短暂而卓有成效的盟友关系随时可能发生破裂。    

据马修记载，1259年2月，因为克莱尔对《贵族条例》的迟疑，双方发生了第一次冲突。“蒙福尔对于克莱尔在改革上所表现的动摇愤怒不已。并愤怒讲道，‘我一点都不喜欢与如此无常、虚伪的人交往。我们共同承诺并发誓去完成我们的改革。至于你，我的格洛斯特伯爵，地位在我们所有人之上，就更应当执行这些有益的条令;’在上面一席话后，蒙福尔就离开了英格兰。”一直以来，这条史料成为学者们分析他们在改革初期争执缘由的重要依据。克莱顿(M.  Creighton)曾道:“克莱尔代表着贵族，他们仅仅希望摆脱个人的不便，而现在他们的努力逐渐懈怠。蒙福尔则满怀着更为宽广的信念……虔诚的信仰让他与群众的联系更为密切，促使他着手进一步的改革。”特里哈恩也认为，“以格洛斯特伯爵理查·克莱尔为首的保守集团支持《牛津条例》和《郡守条例》，但是反对《威斯敏斯特条例》。简而言之，他们想控制国王和他的朝臣，但拒绝以同样的方式控制自己以及代理人”，“为了全体英格兰人，蒙福尔则力图对英格兰的政府和法律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革，对政策作一次全国性的调整，从而使英格兰更加公正”。两人的观点都带有浓厚的辉格史观倾向，他们把宪政自由等当代的政治原则作为衡量历史的准则，很自然地把历史人物分成进步和落后的两个群体。实质上，中古的贵族们所关注的只是个人的权力和财富。但是，在“英格兰共同体”等词汇出现的情况下，公共利益对于社会的部分群体有了一种特殊的含义。这样，为了尽可能争取这部分人的支持，贵族们会把私家利益的追逐宣传为对公共利益的追逐。因此，将两人的纠纷归结于改革理念上的分歧是不妥当的。笔者认为，寡妇产是两人争吵的真正原因。寡妇产的年金达到500马克，在缺少无主土地的情况下，解决该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归还埃莉诺的寡妇产。这对于埃莉诺寡妇产重要的受益者—克莱尔来说，显然是不可取的。但是，蒙福尔并不敢就此问题直接向克莱尔提出挑战。因为鉴于威廉·马歇尔庞大的继承群体，克莱尔拥有庞大的同盟者，包括司法官体( Hugh Bigod)、诺福克伯爵罗杰·比戈德(Earl Norfolk)、萨里伯爵约翰( John de Warenne, Earl Sur-rey )、德比伯爵罗伯特(Robert de Ferrers , Earl of Derby )、康沃尔理查的长子亨利(Henry of Almain )等。在这种情况下，蒙福尔不得不采取迂回的手段，通过宣传争取激进贵族的支持，以壮大自己的势力。这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在听到蒙福尔的演讲之后，赫特福德伯爵和其他一些同济贵族向格洛斯特伯爵威胁道，应尽快召回并安抚列斯特伯爵，而不是伤害和激怒他”。固然，蒙福尔借此取得了一些激进派贵族的支持，但并未凭此获得对克莱尔的权力优势，这迫使他寻找其他途径。此时，巴黎和约的谈判成为他解决埃莉诺寡妇产的重要筹码。    

1258年，旧的英法和约即将失效，必须签订新和约，以避免法国人侵的危险。1258年5月，蒙福尔等人赴法谈判，并向法王承诺，“国王将努力劝说王弟日耳曼国王、王妹列斯特女公爵和她的子嗣放弃在法王祖先、法王和王弟领地上所获得的一切权力”。条约中除了提及亨利及他的儿子，还有康沃尔的理查和埃莉诺，主要是因为路易特意要求约翰王在世的所有直系亲属都应被囊括在条约里。然而，理查等人并不愿放弃在法封地的权力。因此，英法谈判陷人僵局，局势也一直处于紧张中。1259年1月，贵族们不得不下令五港的贵族和警卫们加强警戒，在未得到国王的允许下，不得让任何人进人。不久，形势有所好转。2月10日，理查和其子亨利放弃了在法的一切权力。20日，亨利的幼子埃德蒙也接受和约，并在福音书上起誓。24日，国王放弃了诺曼底公国(Duchy ofNormandy)、安茹(Anjou )、都兰(Touraine )、缅因(Maine )、普瓦图等地的一切权力。至此，英法谈判得以继续。    

但是，英法和谈在此时仍然面临一些分歧。其一，确定法王向英王赔款的具体数额，即两年内赡养500名骑士所需要费用。史实证明，这并没有构成阻碍，因为在赔款数目尚未确定的情况下，亨利却可以从法王那里支取金钱。其二，解决一些尚存争议地区的归属权。由于亨利已经放弃大陆封地的权力，并处于贵族们的控制之中，所以这也构不成阻碍。其三，获得埃莉诺的弃权声明。后来的事态证明，恰恰成为英法和谈的最大障碍。因为蒙福尔很可能把它作为解决埃莉诺寡妇产的重要祛码。据马修记载，“就在人们认为谈判即将拥有让人满意的结果时，却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挫折。因为列斯特女伯爵无论如何也不愿放弃她在诺曼底所享有的权力。”①显然，埃莉诺的固执和他的丈夫不无关系。由于蒙福尔夫妇的阻挠，英法和谈自3-5月一直陷于僵局，这激起了克莱尔的强烈不满。两人因此又一次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格罗斯特伯爵用侮辱性的言辞猛烈地抨击列斯特伯爵，列斯特伯爵用同样尖锐而苛刻的言辞予以还击，事情几乎发展到流血冲突的程度”。私家利益的不同使得两人此时分道扬镰。    

作为已经英格兰化的诺曼贵族，克莱尔在大陆没有任何封地，他有必要担心和约不成可能引起的法国人侵。因为法国人侵的先例并不是没有。1066年的威廉征服、约翰王末年路易王子的人侵让英格兰人仍记忆犹新。而且自亨利三世以来，英法冲突不断:1224到1243年，双方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争;1254年加斯科尼人的叛乱中，为其撑腰的是法国人;1256年以来，在亨利不断索要大陆封地之时，其弟当选为德国皇帝，这进一步加剧了英法之间的紧张局势。因此，他支持尽快签订新和约，以消除法国人侵危险。此外，克莱尔也可能担心在和约问题不能解决之际，亨利王权一旦恢复，可能会诉诸武力索取大陆封地。这意味着克莱尔必须提供与500个骑士领相当的骑士数目，这是他极其不情愿的。当1254年亨利因加斯科尼向国内贵族寻求帮助，克莱尔就曾道，“他绝不会帮助国王攫取新的领地”。而蒙福尔并没有克莱尔的上述顾忌。蒙福尔出生在法国，来到英格兰后，在大陆仍保有大量的领地，马蒂科特曾对此作过精彩论述。不仅如此，从马修记载中还可得知蒙福尔在法国还享有崇高的威望。1252年，法国的王太后布兰奇(Blanche)去世，此时路易因东征失败被囚于埃及，“缺少统治者的法国，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法国的贵族们赞扬了蒙福尔身上的各种美德，并邀请他赴法执掌朝政。因此，蒙福尔大可不必担心法国人侵对自身利益所造成的损害。对于克莱尔所担心的第二种局面，蒙福尔也不必担心。因为，狭小的列斯特伯爵领意味着较轻的兵役。但是，如果趁机以英法和谈为祛码，解决埃莉诺的寡妇产问题，蒙福尔的收获无疑是丰厚的。    

1259年5月，贵族政府再次派遣使节前去和谈，并在出发前部分地满足了蒙福尔夫妇年产值500马克的领地要求。“国王将诺丁汉郡的梅尔本、凯碟宿、甘索普庄园(Melburne, Kyngeshawe,Gunthorp)连同庄园的司法权一并交给他们及其继承人，以及赫特福德郡的迪伦、鲁格沃德、玛维蒂庄园(Dylun , Lugwardyn , Mawerdyn )，多塞特郡的贝雷庄园(B ere )，格洛斯特郡的雷德尔、茅斯特里沃斯庄园(Redlegh , Munstreworth ) o "至此，蒙福尔的态度开始软化。他提议把寡妇产等问题交由亨利所任命的巴黎仲裁团进行处理。这就使得法王有机会参与纠纷的处理，在亨利给法王的去信中证实了这一点，“亨利向王妹列斯特女伯爵埃莉诺承诺，他将服从在法国圣日耳曼(St.  Germain )的仲裁”。档案中虽然没有提及法王，但是圣日耳曼是法王行宫所在地，所以法王应该接触并了解了仲裁的内容。这使法王得知埃莉诺之所以拒绝弃权，是因为她与国王的纠纷，而不是英王为继续保有大陆封地而使用的谋略。无疑，这加快了英法谈判的进程。5月24日的一桩联姻证实了上述推测。亨利曾于3月授权克莱尔和约翰·曼歇尔商谈布列塔尼公爵的长子约翰与亨利的女儿比阿特丽斯(Beatrice )的婚姻。因为老布列塔尼公爵曾与亨利结盟反叛路易，在英法关系尚未缓和的情形下，作为公爵领主的法王不会允许。而24日，法国王后亲自成为了这桩婚姻的媒人。亨利“授权法国王后玛格丽特(M argaret)、格洛斯特和赫特福德伯爵理查、彼得·萨伏伊、约翰·曼歇尔”协商这门婚姻，并且特意追加“他将会批准他们的任何行事”。这自然论证了英法关系的缓和，也促使克莱尔完全丢掉了在法问题的上述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