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本山小品的陌生化与熟悉化之维还体现其顺应了中国当代文艺发展的规律。

俄国形式主义者特尼亚诺夫从文学接受、感知角度论述了文学的演化。他认为一种优秀的文学形式，其最大的审美价值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唤起了人们的感知。一旦这种感知习惯化、钝化之后，就会走下坡路。也就是说，任何优秀的文学形式，它在风行了一段时期之后，在一种审美时尚中推为楷模之后，其可感知性也就逐渐走向衰落、走向无意识了。这种无意识的形式面临两种可能性：一是新的文学作品把它纳入新的体系；二是无意识化形式退到后景，让位于一些次要的或者非传统的文学形式。

其实中国清代学者焦循以及后来的王国维早就说过，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从远的方面来看，中国传统文艺以雅为主流，以俗为陪衬。而赵本山的小品则是以大俗为中心，俗中见雅。传统艺术讲究“避俗”，赵本山喜剧艺术却全力表现大俗。以大俗娱乐受众，以娱乐传递信息。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当中具有“陌生化”的效力。赵本山小品正是在传统文艺这种大的背景下隆重推出的一种新的艺术形式。

从近的方面来看，文革结束以后，饱受心灵创伤的中国民众都有着一种声音言说的诉求。而正同“五四”时期一样，最先发出声音的是处于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后期，中国文艺市场几乎到处都是精英阶层的雅文学、雅艺术。然而当精英文艺走入绝境，难以为继的时候，草根文艺则异军突起。正所谓你方唱罢我登场。以“俗”为特征的草根文学代表，赵本山的小品正是在这样的文艺背景下为广大受众所认可和接受的，并将之推到顶峰。

赵本山的小品直接来源于东北的二人转。赵本山说：“二人转就是要俗，不俗就不是二人转了。”赵本山小品不仅内容俗、形式俗，所反映的对象也全都具备俗的特征。赵本山是农民艺术家，来自农村，其小品之俗自有其文化渊源和特色。

首先，俗是农村文明的本真状态。有史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密集的农业人口。农民受到土地的局限，空间相对闭塞，文化一旦扎根就具有了持久的生命力。这与城市文明形成鲜明的对照。广大农民又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各种文化加以改造，形成具有独特地域特征的农村文明。这与城市文明相比具有了明显的特征。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俗”。语言方面，农村文化体系内自然形成了众多的俚语、谣谚、顺口溜、歇后语。在行为方面，农村文化体系内自发形成并保存了各种各样的风俗、习惯，创造了独特的祭司、婚俗习惯和生活习俗。赵本山小品所表现的内容正是代表了农村文化的本真状态。赵本山一直保持着农民艺术家的本色，他几乎每场演出不忘戴上他那顶塌了帽檐的深灰色帽子。赵本山的帽子其实就是农村文明本真状态的一个符号性象征。

其次，俗是中国民间艺术形式的总体特征。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多产源于农业文明，而后经过专业艺人的加工和锤炼传承下来。这些艺术形式主要以民间传承的方式保留下来，现已成为农村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各种民间艺术形式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农业文明的滋养，势必将农业文化作为艺术的表达对象。因此，“俗”也成为民间艺术的总体特点。但是赵本山小品的俗之所以能够一枝独秀，推向全国，自有它的优势。第一、北方方言在发音上接近普通话；第二、在80至9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中，人们对于黑土地、黄土地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有了新的期待视野；第三、东北笑星群体人数多，接受区域广泛是全国其它民间文艺群体所望尘莫及的；第四、就是赵本山本人的人生经历以及以上所谈到的多方面独到的表演才能。

再次，俗中见雅彰显艺术的多维品质。艺术创作的状态是雅俗共赏。在艺术传达的方式上，雅俗之间互为对照互相补充，二者相互依存。雅是艺术质感和美感的保证，俗是追求生活原汁原味的世俗风格。曹雪芹的《红楼梦》中不仅描绘了宝、黛、钗这样的大雅，也活现出焦大、刘姥姥、薛蟠这样的大俗。在中国文化的语境当中，雅一直是艺术表现的核心。作为对立面的俗总是作为雅的陪衬而存在。而与中国古典文艺不同，赵本山喜剧艺术将大俗摆到了舞台的中心，俗成为集中表现的对象。雅而俗之，俗中见雅成为新的艺术追求。例如，把“秋波”说成“秋天的菠菜”，是一种雅而俗之；把解决夫妻矛盾，说成“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这就属于俗中见雅了。

 由此可见，赵本山的小品以俗为核心，以雅为陪衬，雅而俗之，俗中见雅，雅俗共赏。赵氏小品以此成了二十多年来一直活跃在中国文艺舞台上一道亮丽独特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