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溪族背景和困窘的家境，使其在门阀社会中颇受轻视。作为一个落魄寒士，归隐的人生选择让他与后来的刘宋政权更加疏离，这恐怕是陶渊明在临川王刘义庆的们比说新语》中失去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与贫困造成的生活窘境相比，为人所轻则给陶渊明带来精神上的压抑和痛苦，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伤害。陶渊明极力想在自传性的诗歌中宣扬自己的悠久家世和高贵血统，其愉子》诗云:

悠悠我祖，爱自陶唐。邀焉虞宾，历世重光。御龙勤夏，泵韦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纷纷战国，漠漠衰周。凤隐于林，幽人在丘……天集有汉，眷予憨侯…...相，允迪前踪……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桓桓长沙，伊勋伊德。

帝尧赫赫声名和神圣地位让后人景仰，其后代也因此在历朝倍受尊重和赏识，夏有御龙，商有泵韦，周有陶叔，汉有陶舍、陶青，东晋则出现了大司马陶侃。陶渊明经过这样的上下串联，对自己的家世和血统，充满了自豪感，他渴望着得到与此相一致的尊严。元代吴澄说:“晋陶征士，犹楚屈大夫也”。他学习屈原，在自传诗中宣扬自己家族遥不可及、无法证实的高贵血统，心理动因是不难理解的。

事实上，在重视门第观念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以诗歌强调自己的宗族血统的写法，并不少见。王粟的伪潘文则作思亲诗》、潘岳的《家风诗》、陆机的钡曾弟士龙诗》等，是其中的典型。以陆机而言，国破家亡后，兄弟二人被征入洛阳，虽有“伐吴之役，利获二俊”的赏誉，然从侧面却不难看出，二陆不过是中原士人眼中的战利品，轻视和偏见一直存在于北方贵族的骨子里。所以陆机在此诗中颂祖业、述祖德、扬门第，把自己家世描述得绵长悠远，神圣庄严，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赢得北方士人的尊重，维护自己的家族及南方贵族的尊严。

在祖述血统高贵和先人功绩中获得家族荣誉感的同时，也产生了光宗耀祖、传承门第的自信心和责任感。通过血统的申说来标榜门第、增强自信，是某些在特定时期被轻视、遗忘或抛弃的诗人的共同心理诉求。陶渊明的曾祖陶侃，几乎是众所周知的，但陶侃的父亲陶丹，却常常被人们遗忘。陶丹做过吴国的扬武将军，是吴国的一名将领，公元200年，西晋灭吴，使陶丹建立起的家族基业化为泡影，陶侃因此过着贫穷困顿的生活。⑥陶侃后来靠个人能力建立赫赫功绩，平苏峻之乱，任荆州、江州两州刺史，都督南方，权倾一时。尽管如此，因家族地位不高，陶侃在当时也未受到充分尊重，甚至被人讥为“溪狗”。陶渊明的祖父陶茂，功业己远不及陶侃，父亲则迷失于东晋政坛，至今连名字也无法确认。到陶渊明这一代，家道严重衰落，贫困落魄，更不为当世所重，为了生计不得不东游西走，奔波劳碌。这样的社会地位和处境，对“猛志逸四海”(《杂诗》其五)的陶渊明而言，自然会形成心理上的极度忧虑和巨大压力。他在《荣木》一诗里说自己“总角闻道，白首无成”，只好把光宗耀祖、振作门第、复兴家业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七《命子》诗言“厉夜生子，遴而求火”，便典型地体现了其望子成龙的门第之J陇。因此，陶渊明在自传式的《命子》诗里追根溯源，讲述自己家族血统的神圣尊贵，希望给自己或下一代赢得在社会中立足的信心和尊严。

值得注意的是，屈原和陶渊明虽然通过诗歌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身世材料缺失的遗憾。但这种诗体传记中充满文学性的抒情、想象和夸张，诗歌里历史人物和诗人关系的真实性、准确性和稳定性，都值得推敲和怀疑。钱志熙先生对陶渊明在《命子》诗里祖述家族历史和血统的真实性，提出怀疑:陶渊明勾连出一条生命之链……但是它却是一条虚虚实实的生命链。将氏族追溯到古帝王，是中古士族的惯常写法，目的是要寻一个神圣的始祖，以光耀现实中的门嵋，证明家族血统之高贵，而事实上，这一族姓的渊源很可疑。

这个怀疑十分合理，可以说一针见血。陶渊明将虚构或想象的远祖，和近世可考的家族糯合拼接，文学性的描绘使这种族源衔接不露痕迹，真假难辨。诗人的用意，无非也就是借此高贵的血统，在极其重视门第的东晋社会里宣扬和彰显陶氏曾经的家世和地位“诗学自传源起于害怕被轻视的恐惧”，正好揭示了陶渊明《命子》诗自矜血统的心理动因。

总之，曾经胸怀抱负、抚剑行游的陶渊明在困顿之际选择了归耕隐逸，但溪族背景和寒士身份使他在东晋的门阀社会中饱受轻视，因而他在自传诗里极力塑造潇洒飘逸、脱俗高蹈、固穷守节的隐士形象，他也通过这些自传性极强的诗歌让后世读者接受、信任并称颂这一身份，获得了“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诗品》)的青史美名。但是，陶渊明隐逸的脸谱背后，是其郁郁失志、备受轻视的压抑和痛苦，归耕的选择更使他陷入贫病交加的极度困境之中，“虽有身后名，一身亦枯稿”(《饮酒》其十一)，这是陶渊明的真实写照。综观陶渊明的一生，田园只是其临时的精神避难所，隐逸并未让他实现身心的彻底自由和解脱，自传诗中的双重身影，说明其灵魂一直处于漂泊和流浪中。“人生实难，死之如何，呜呼哀哉!”(《自祭文》)，后人追慕其酒品诗风，却常常听不到如此沉重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