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于，国家能够承担起马克思所赋予的这个重任吗?能够充当表现普遍性(人的类存在和共同性存在)的基础吗?当这样审视国家时，熟悉《论犹太人问题》的读者马上会指出，马克思对于国家的态度是两面性的，他对国家并未一味褒扬，而是有所保留的。具体而言，马克思一方面认为，与作为人的特殊性之体现的市民社会不同，政治国家体现了人的普遍性，即政治国家中的人不是作为利己性和孤立性的存在，而是表现为一种类存在与共同性存在，表现为不同个体之间的共在，比如马克思曾说:“完成了的政治国家，按其本质来说，是人的同自己物质生活相对立的类生活(Gattungsleben ,species-life—本文作者注)。”④国家既非恩格斯意义上的维护阶段统治的工具，亦非自由主义意义上的保障自由、财产和安全的手段，而是表现人的普遍性，人的类生活和共同性存在，使人能够在共同体中相互交往、相互补充的领域。就这一点而言，似乎可以说早期马克思所信奉的是古典意义上的共同体式国家观，即人在本性上是政治性的和社会性的动物，政治共同体对于人来讲，不是外在的工具J胜条件，而是构成人的本质得以实现的内在构成性条件，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表现并实现自身的真正本质。“政治国家是……人的……类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马克思因此认为国家是值得肯定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强调国家是普遍性的体现，认为国家值得肯定，只是早期马克思国家理论的一个方面;除普遍性外，马克思还有讨论国家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在马克思看来，国家虽然本应是普遍性的体现，表现人的类存在和共同性存在，是人的本质得以表现和实现的领域，但是国家的扭曲形式，即与市民社会分离并对立意义上的近代国家，所表现出来的普遍性却是抽象的、成问题的。近代政治国家所体现的仅是人的“抽象的普遍性”( abtrakte Allgemeinhe-it, abstract universality)，而非人的现实的，具体的普遍性，“在国家中，即在人被看作是类存在物的地方，人是想像的主权中虚构的成员;在这里，他被剥夺了自己现实的个人生活，却充满了非现实的普遍性”。简言之，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对国家的看法是二分的，即他一方面认为现代国家是“普遍性”的体现，代表了个体所追求的类存在和类本质、共同性存在和共同性本质;另一方面又认为国家所体现的类存在和类本质、共同性存在和共同性本质，仅仅是抽象的，而不是完全现实的。对于《犹太人问题》所包含的这样一种国家观，比如，Allan Megill就曾指出“第一种是马克思最早阐发于1842年，所谓实现了‘理性自由’的‘真正国家’概念(马克思亦称其之‘民主制国家’，可惜我们完全搞不清楚其‘民主’一词的具体含义);第二种是体现在马克思1843年著作中的，与市民社会的特殊性、利己主义和具体性相对的，作为抽象的、虚构的普遍性领域的国家概念;第三种是构成马克思历史唯物论之一个方面，从经济基础中产生的上层建筑国家概念;第四种是《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所体现的，将政治等同于阶段活动(斗争)，充当阶级压迫之工具的国家概念”。    

不过，同样需指出，即便马克思对国家持批判态度，但至少就表面来看，马克思对国家所作的是一种有所保留、否定中带有肯定的批判，这一点与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纯粹批判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体现了以利己胜和孤立性为核心的特殊性，马克思对之所作的激烈批判给读者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市民社会中的特殊性是完全消极负面的，全然没有一丝值得肯定的积极因素。相比市民社会，马克思虽然宣称近代国家不是完全的现实普遍性之体现，但其中毕竟有马克思所孜孜以求的普遍J胜，“在国家中，人—虽然是以有限的方式，以特殊的形式，在特殊的领域内—是作为类存在物和他人共同行动的(in Gemeinschaft mit andern Menschen , in community with other men—本文作者注)”。   

那么，作为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分框架的一个方面，在积极因素中包含消极因素，既值得肯定又需要否定，充当抽象普遍性之体现的国家，究竟能否承担起马克思所委托的重任，将现实的普遍性发展并实现出来?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如果充当否定方面的“抽象性”因素不是国家的固有顽疾，即不是国家的本质性缺陷，而是偶然的、非本质的缺陷，那么，至少从理论上讲，这种“抽象性”是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加以修正甚至消除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当然可以取代市民社会，充当解决马克思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即作为发展并实现真正普遍性(人的类存在和共同性存在)的理想领域;反之，如果这种“抽象性”是国家的构成性属性，是其无法消除的本质性要素，那么国家就无法成为解决问题的基础。所以，要想确定国家能否充当解决问题的理想领域，关键在于确认马克思所使用的“抽象”一词的具体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