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认为，人类文明的演进是人实践的产物，对于实践，既不能像唯心主义那样从神、从神秘精神等层面去理解，也不能从费尔巴哈式的旧唯物主义去理解，因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lunwenbox.com}。这一经典论述揭示了人类文明的演进既需要从客体的角度，又需要从主体感性活动的角度去理解，因为人类文明演进是客体方面的物质发达和主体方面的价值实现的辩证统一的过程，两者的互动互促贯穿于人类文明演进的整个过程和具体环节之中。不同学者基于不同视域对人类文明作出各种演进划分，无论哪种划分，均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人类文明演进与价值观变迁互动这一重要问题。比如，有学者将人类文明划分为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等不同阶段，有学者将人类文明划分为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不同阶段，有学者将人类文明划分为渔猎、农耕、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信息产业等不同阶段。具体划分虽不同，但学者们大多提出伴随文明形态的演进，会相应产生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价值观既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文明的题中之义，又是文明分期的重要标志。之所以能形成这样的共识，是因为这些学者自觉或不觉地认同或坚持了这样的观点，即人类文明的发展体现“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人都可以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是主客体的辩证统一，所以人与人之间同样也能构成价值关系。人们通过自己的实践为社会、为他人带来利益、提供帮助，这就表现为作为价值关系客体的人，对于作为主体的人的价值。以在学界引起广泛影响的美国学者贝尔所著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的相关分析为例，他在该书中提出可将人类文明的发展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大的阶段，每个大阶段又包含若干小的过渡阶段。在前工业社会中社会生产力发展较为缓慢，社会价值观一旦形成，在较长的时段内，对之进行重塑的现实需求是不太强烈的，而进入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之后，价值观的变迁则更为迅速且多样。这样的理论观点对中国自古至今的价值观发展同样具有较强的分析力，“可以说，自春秋战国以来，经孔孟而至汉儒，重利轻义是中国的社会价值观之核心，中国社会的道义诉求以‘仁义’为主要书写形式，成为传统道德的最高准则”。以儒家伦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价值观形成以后，逐渐演变成为对社会成员具有重要价值规范和引导作用的核心价值观，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坚船利炮和科技文明的冲击下，传统价值观才遭遇了重大危机，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彻底动摇了传统价值观的地位，新型的社会价值观才应运而生^{lunwenbox.com}。

西方社会价值观的变迁也大体如此。在工业文明以前，西方的价值观发展相对较为迟缓，一种主流价值观形成后，长期影响着社会成员。在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当时的社会基本伦理价值规范进行了系统总结，当时的社会价值观把对世俗生活、功利追求与对真、善、美的追求结合在一起，带有理想主义色彩，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都对这样的价值观进行了阐释。这样的价值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呈现出较为稳定的状态，直到中世纪才被基督教价值观所替代。在中世纪的欧洲，按照基督教教义形成了以上帝为中心的社会价值观，基督教提倡爱上帝和爱他人，但这种价值观忽视社会世俗生活与科学技术发展，对于人性需求和思想发展存在压抑和禁锢。随着时代的发展，一方面启蒙运动张扬了人的价值，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彼此呼应，另一方面，工业化、城市化、理性化、世俗化的发展又推动了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专门对西方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与伦理价值观念的互动进行了系统分析，揭示了人类文明演进与价值观塑造的内在联系。    

如前所述，进入工业社会后，大规模生产、市场经济勃兴等，对法治、规则、平等、民主等价值观的培育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勃兴，使得整个社会形成了亚当·斯密所说的:每个人都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奋斗，但客观上却达成这样一个结果，就是从社会整体来看，却实现了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这甚至比个人真正地想要促进社会利益所带来的效果还要好。然而，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特别是马克思批判的拜物教现象却大量涌现，对人们的价值观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过度推崇科技和工具理性，也相对损害了人文精神本身。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法兰克福学派对此进行了大量富有启发意义的分析和批判，认为“正是这种极端的至高无上的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造成了现代西方社会生活和文化的种种弊端:合理而有序的政治极权统治，失去批判功能的社会意识形态，表面繁荣而内容苍白的畸形文化，失去‘感性向度’的‘单向度’的人。川川马尔库塞甚至提出:“工业社会拥有种种把形而上的东西改变为形而下的东西、把内在的东西改变为外在的东西、把思维的冒险改变为技术的冒险的手段……集中体现了进步中的不合理事物的合理化，‘精神’的合理化—理想主义文化的否定。   

我国近代以来谋求复兴的发展历程同样伴随社会价值观的重大变迁，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几次大规模的中西文化之争实际上都包含价值观的论辩，也体现了价值观的自觉。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由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相对封闭向全面开放转型的过程中，适应新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价值观应运而生，但是，价值领域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物质至上、诚信缺失、道德失范等各种函待解决的问题，加强相关建设成为十分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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