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生活原理植根于老百姓过日子的规则与逻辑之中，而这些规则与逻辑又反过来支撑着宋代田宅典卖交易活动中法律、法令的建立与运行。那么，这些规则与逻辑的表现形式，又是什么呢?    

第一，重视家庭伦理的规则。过日子就要有家庭，家庭必有夫妻、父母与子女。男女不能随意结合，必有规则，中国人的第一规则便是家庭伦理规则，其中包括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则，夫妻之间的规则。这是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第一准则。第二，重家庭财产的规则。古代中国，平凡百姓，数间草房，几头耕牛，数亩薄田是维持家庭生活的基本保障。就此意义而言，中国人看重财产，决不会随便让与。中国也有过土地私有制，否则宋代以下田土买卖不会习以为常，所谓“千年田换八百主，今日一年换一家”。但这个视自家财产不可轻与他人的观念，并非以个体为本位的“个人权利之私”，而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伦理个体之私”。第三，重契约履行的规则。这三种规则塑造了宋代人的生活原理与文化意义。    

首先，家庭生活中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敬，父母子女之间财产关系的分配虽受分家习惯支配，强调诸子均分，但这并非是相互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明确界定，而是基于生活所需的异财同籍，是和谐思想下的相给相与，不是你我之间的权利义务。    

其次，中国历史上，无论是田宅还是牛马等动产，都在绝大多数时间内为私有制，但是这个私有制存在着诸多附加条件，宗法乡族与国家皆在此私有制上留着权利，构成现代民法意义上的所有权负担，如国家赋税、田不出族、房不离宗等。故私有制神圣在中国历史上不曾实现过。即便是如今的民法，在土地不是私有的情况下，完整的物权无法建立，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如果离开了党的政策及其特别民事法规，仅靠制定民法典、单行的物权法、侵权责任法都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    

最后，中国文化以善为本位，以诚信为导向，国家制定法以惩治罪恶为依归，司法中的民事判决倡导示信于证，各种契约的履行以诚信为本。    

综上所述，可得出如下结论:    

(一) 会要体史书资料丰赡，记事详尽。尤其是《宋会要》，即现在能看到的、经过学人点校出版的《宋会要辑稿》(16册)，其包含的宋代法律文书与司法档案的历史元素，在宋代文献大量失传的情况下，尤显珍贵，应深人挖掘。    

(二)宋代有关田宅典卖的法律，其逻辑起点、展开与归属，皆与西方物权法体系迥异。其宗旨不单纯是厘清权利边界，而是在责任划分的基础上，注重土地权益的多重利用，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基于孝义精神，诚信善良与责任划分是宋代人的生活原理，也是支撑法律建立与运行的逻辑基础。